清明节去扫墓，大家都会在墓碑上看到“示考X，禁XX”的字样。“贤”、“贡”是对墓主人的尊称，“考”是父亲，“讳”是“忌讳”的意思。禁忌语在汉语中更常见的用法是禁忌。也就是说，死者的名字，作为立碑人的继承人，是需要忌讳的。那么，禁忌有哪些讲究呢？你是怎么避免的？为什么只有中国人在乎禁忌，而外国人不在乎？
据《公元闵传》记载，“春秋为尊者，亲者，贤者所忌”。也就是说，需要避讳的名字，往往是地位高贵的人，和自己亲近的人，以及公认有能力的人。众所周知，《春秋》是孔子的作品。换句话说，孔是第一个认为人的名字不能随意命名的人。比如皇帝叫什么名字？那我就给我儿子取名。要是传到皇帝老儿的耳朵里会有多难看？如果遇到运气不好的暴君，有可能会点你，不如躲起来。反正汉字那么多，只要不违背正常的命名原则和逻辑，有很多空可以显示，就干脆规定大家走来走去；而且不仅在命名上，在日常生活中，也在隐藏。至于亲人和圣贤，一方面是出于和躲避皇帝一样的原因而表示尊敬；第二，后人为了表示对孔子的尊重，把他的编书原则引申到古代圣贤及其长辈身上。
“为尊者讳”主要出现在帝王和神灵身上。比如，现在我们的名字大多不叫匡胤、、、傅、颛顼、共工。有人说不对。唐也是古代帝王的贤者。二郎真君杨戬，托塔天王李靖也是超凡脱俗的神仙。历史上怎么会有东汉邓禹、西汉陈汤、初唐李靖、北宋杨坚这样的名人？这好像是违反规定的？好吧，那就说说吧。
其实中国人的名字在战国末期到秦汉之交的分割线前后，风格是不一样的。在此之前，在先秦时期，有很多名字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是莫名其妙甚至是滑稽可笑的:朱珪、义乌、黑臀、黑臂、宫璧、协信、渐离、傅肃……到了战国末期，原本贡献了一堆奇葩名字的三晋迪达画风，转向了现代人最先能看懂的方向:韩安、赵勇、曾伟……随之而来。
但是，西汉末年，出现了一个王莽人。他上来以后，大概是为了方便区分一个人有没有前科，规定大家起名字只能用单字，有重大前科的就改成双字名字。如王莽的侄子造反时，被迫恢复本名“王”曰:“宗本名将，二产(法)，今改名”；再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中，所有的名字和数字基本都是单字，而为黄塔军效力过的人，名字往往是双名。显然，单字词名字更容易出现重名。比如邓艾，马忠，三国名将，都有过同名。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很难严格遵守禁忌这种东西，于是大家逐渐形成了共识:如果使用单个字的名字，就要尽量避免，出现重名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你有一个两个字的名字，只要你的名字和古代先贤的名字不完全相同，你同名不同姓的情况并不少见:司马相如，蔺相如，名字不完全相同的；魏无忌、何无忌本也无忌。所以禁忌虽然有其严格的一面，但也有相对宽松的一面。对了，托塔天王本身就是初唐魏公李靖民间神化的产物，自然是同名。
当然，千禧年的“尊者禁忌”远不止于此。更早的皇帝对如何避免自己的名字非常头疼，连下面的朝臣都手忙脚乱。不堪重负:滁州改名荆州(秦庄王)，正月(秦始皇施政)一月，衡山县改名常山县(汉武帝)，韩信谋士蒯彻改名蒯通(汉武帝)，蔡改名(金帝)建业改名建康(金帝司马晔)徐茂公，名将、 被赐名李济，杜牧《阿房宫赋》只敢写“人(人)亦思家”。 当年与作战的王，在唐代史书中成了王充，与写《论衡》的大文学家混为一谈。就连六书之一的民部也被迫改名为户部。后来我才发现，我的名字太难避免了，唐太宗亲自下了一道圣旨，说:“号令:有礼，你们两个也不怕。到了现代，已经避免了“二字”这个词，废除了很多缺陷。按个人意愿行事是违背经典的。其官名、人名、公私著述、‘世民’二字，皆非连续，不必尴尬。”所以当代书法家余士南免于改名。
然而到了宋朝，情况又变了。宋太祖大概认为他的名字不像世民那样普通，所以他的两个弟弟也应该是禁忌。他名字里的匡字变成了光。后来宋太祖死了，二哥光义当了皇帝，心说这个避讳事件是皇帝大哥干的，我也只好干了。于是第三个兄弟广美被迫改名为梅婷，而三个兄弟名字的奇观就完全无关紧要了。
后来我才知道，中国的历史真的很长，文学作品中的史书、典章太多，翻出来，一字不改，不现实。所以后来的皇帝想了一个好办法:山不转，人不换。于是从北宋末年到明清，大部分皇帝的名字都一个个不为人知: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毕竟康熙皇帝为了自己的名字甚至把故宫后门的匾额换成了神武门。皇帝不想一直把时间花在这些事情上，也避免不了。比如乾隆皇帝李鸿，除了让他们走之外，只能另想办法。还有的，父母名字太大众化，作为孝子和女儿，不得不“亲族禁忌”。当确实无法避免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新方法。
这种新方法缺少笔和声音的传递。
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贾府石老太君的孙女林黛玉作为女一号出现在郭蓉府时，她的老师曾说，林黛玉总是把“敏”字念成“咪”。在纸上写字，少了一两笔。显然这个方法不是林黛玉想出来的，而是一贯的，所以老师们也没觉得奇怪。
历史学家司马迁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大学者，给儿子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史料。但在他之前，也有名字中带有“谭”字的人，于是司马迁犯了一个难以启齿的错误:不改，不孝父；改变它。有点歪曲历史事实了。最终，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下，司马迁在提及古代谭和赵谭时，将“谭”统一为“通”。后来的历史学家纷纷效仿。《后汉书》作者叶凡为了避免父亲对“太”的忌讳，将“国泰”一词改写为“国泰”。到了初唐，不用笔写“师”字也成为引领后世潮流的一种方式。
王父母避讳，圣贤不得不考虑。北宋时，理学兴起，祖师孔子德高望重。孔子不仅把“秋”字写得很短，而且还用红圈圈起来，应该读作“有事”(以后的《三国演义》中，吴于的名字写成“有事”或与“云长”二字相称)。
当然，最惨的是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在他生前乃至唐朝，为了避免玄宗“贱”的声音，大家都称之为“刘子璇”。结果到了清朝，为了避开康熙皇帝，改成了“刘子源”，导致很多人查阅史料时产生混乱和怀疑。
除了人名和地名，日常俗语中还隐藏着许多我们常常不注意的禁忌:在山东济宁及周边地区，鲤鱼被称为“红鱼”，以避开孔子的独子孔鲤的名字；夜壶的谥号“无物”在初唐时为了避免高祖李渊的祖父天蚕土豆的名讳而改为“马孜”(所以这个词是用来形容侮辱人的，早期港片中只有黑社会才使用)；湘西人把斧头叫做“猫头”，就是为了避开当地土家族传统信仰中的“虎”字。此外，由于“猫头”谐音，当地樵夫、矿工认为不吉利，于是将斧头改名为“开山斧”。就算山能开，还怕得不到柴火，得不到财宝？
最有意思的是粤语。渴望金钱，又相当迷信的岭南民间，有很多在外地看不到的禁忌:“猪舌”、“猪肝”在这里是因为“折”和“做”的谐音，被拒绝的倒霉蛋当地人称为“猪利”、“猪跑”；夏天的广东街头，如果看到写着“草莓”的水果摊，记得不要提它在外省的名字“草莓”，不然肯定会遭白眼:“是什么？”看，为了避开这个词，他们更喜欢用英文“strawberry”的音译，可以说是很有讲究了。
作者:我们的特邀作者刘振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