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红色基因铸就红色家风。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建党百年以来，由革命英雄和老红军、老战士、老模范、老党员、老干部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形成和倡导的红色家风，彰显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为深入贯彻落实* * * *总书记关于“重视家庭、重视家教、重视家风”的重要指示精神，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喜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从今年5月起，省文明办、省委省工委、省退伍军人事务部、省教育厅、省总工会， 团市委、省妇联、省关工委联合面向社会开展“红色家风故事征集宣传展示活动”。 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踊跃参与，深入讲述了自己的红色家风家风故事。从今天开始，本版将开设“红色家风故事”专栏，陆续刊登部分投稿作品，敬请关注。
我想成为一颗绿色的种子。
梅
父亲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塞罕坝的第一批林业工人，而我也是在父亲的感召下回到林场，成为绿色事业的一员。
从最初的不情愿到现在的享受，离不开家人的影响。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完成了父亲的嘱托，接过了他植绿造绿的接力棒，成为了新时代的追梦人。
我出生在塞罕坝。我从小就对树很熟悉。我看到树最多，听到树最多。我肩上的书包和身上的衣服也是绿色的。我甚至觉得，父母是想把我打扮成“树”。我父亲很固执。和所有塞罕坝人一样，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种树。
在塞罕坝，冬天最低气温零下43摄氏度，年年下雪7个多月。许多人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和肺气肿。在山上，我们吃黑燕麦面，喝融雪水。父亲不到50岁就掉光了牙齿。过年的时候，有一副对联是这样的:“一日三餐好吃无味无所谓，爬冰卧雪也无所谓。”那时候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沉迷于种树，那么淡泊艰辛？我暗暗发誓，我一定要走遍深圳生活网，把这单调的绿色展示出来，看看五彩缤纷的世界。
2006年，我被北京科技大学录取。父亲问我:“女儿，你毕业回来吗？”我说，“爸爸，是你给我起的名字。枚乘，这座城市多美啊。”
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偶尔也会梦到家乡的绿色。2013年，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父亲查出了胃癌。回到家，我扶着父亲爬上门前的小山，阳光撒向无边无际的森林。父亲说:“看，多美的绿色啊！啊，姑娘，回来吧。”看着眼前的树木，像战士一样，手拉手筑起一道绿色的屏障。那一刻，我明白了父母的执着和坚持。
为了多陪陪父亲，我回到了父亲曾经工作过的林场。在这里，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烧一口大锅，睡在火炕上，上山造林。2015年，父亲还是走了，但他很安心，没有遗憾。因为他坚信，他的女儿就像他种下的森林一样，可以变得有用。
按照父亲的遗愿，我把他的骨灰撒在了他工作了一辈子的树林里。生前死后种树是父亲最想做的事，也是他一生林业工作者的情怀。
此后，我投身于绿色事业，走访了12个林场的54个林区，探索了整个森林经营模式，编制了在中国通过国家论证的森林经营方案。
大自然没有辜负我们的努力和付出。如今，塞罕坝，这座百万亩森林筑成的“绿色长城”，被誉为“水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森林的海洋”。
虽然父亲不在了，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离开了我。他的精神力量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我的骨子里和血液里。我想，以后，我会把它们留给我的孩子，这份勤劳和无私奉献的传承，永远不会忘记，也不会被遗忘。
我愿做一颗绿色的种子，用真诚播种绿荫，用青春陪伴祖国！
(作者是塞罕坝机械林场)
担起重任，传承家风。
口述/程倩珍/孙秀群撰写
8岁时，他担起家庭重担，坚持照顾生病的母亲和残疾的弟弟。给下一代讲老一辈的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家风和爱国情怀；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为村里的文化广场、村办公楼建设出一份力…
我是程前珍，79岁，革命烈士后代。我获得了“赵岩模范母亲”和“河北省优秀园丁”的称号。我家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中国最美家庭。
我父亲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渡江战役中英勇牺牲，当时我只有8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收到父亲的革命烈士证书时，家里所有的孩子都哭成一团。从那天开始，我好像突然长大了，毅然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
生活的艰辛没有压倒我。每当看到父亲的烈士证书，心里都充满了力量。在照顾全家的同时，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把父亲的革命精神转化为生活的勇气和学习的动力。经过努力，我考上了一所师范院校。
1959年，我放弃了进城工作的机会，选择回农村老家当老师，和邻村一位好心的农民组建了家庭。我结婚的时候，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我从未离开过我的家庭，和我的丈夫一起照顾它。后来有了两个儿子，大儿子不忍心看我照顾奶奶和叔叔。初中毕业后，他去附近的自行车厂打工，赚点钱养家。在我的鼓励下，二儿子18岁报名参军，到云南某部队接受部队洗礼。
当时作为公办教师，虽然有工资，但是家里有病残疾，十几个人都没有工作能力，都是靠平时的节俭来养家糊口。最困难的日子，白天上课，晚上做刺绣贴补家用。即便如此，我还是经常带着村里五六个孤寡老人去他们家吃饭，我还资助了50多个贫困学生，用我的微薄之力让他们快乐成长。
退休后，本可以安享晚年，但在村“两委”换届时，我被一致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连任三届。别人的事就是我的事。如果每个人都快乐，这个家庭就会快乐。9年来，我没有领到过一分钱工资，拿出积蓄资助村里修建抽水井、硬化道路，让老百姓过上有希望的好日子。
70年来，我带领着“娘家”革命的后代，一步步传承红色家风，努力成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人。
(程倩珍系邯郸市晋安新区钟石村人，孙秀群系邯郸日报记者)
你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有走出去的动力
口述/潘秀荣/沈青撰写
我的父亲潘桂增，1928年出生于唐山市滦南县冲儿林村。19岁参军，荣立三等功。复员后不久，他随母亲回到了家乡。
回国后，父亲在村里做秋奶，但从未拿过一粒公粮。每天饿着肚子，我们也想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去地里摘花生，可是父亲不允许。
从小到大，父亲对我们八个兄弟姐妹都很严格。我们十二三岁的时候，被要求在生产队干活，手上起水泡不准喊疼…..“做自己该做的事，要有走出去的勇气！”这是父亲对我们说得最多的话。
据我父亲说，在一次战斗中，由于长时间战斗不脱衣服，身上长满了虱子，腿上被咬得溃烂生了脓肿，痒得难受，但他一直保持沉默，咬紧牙关战斗到底。
小时候，我不懂。长大后，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他的“走出去的勇气”是为党和国家牺牲一切的奉献精神。“无论做什么，都要做自己想做的，都要有走出去的勇气”，这句话成为了我们父亲留给我们最好的家风。
从1978年参加工作，在滦南截瘫疗养院当护士，到1995年担任滦南光荣医院院长。43年来，我成了所有老人的贴心“侄女”。从我成为院长的那一天起，我就下定决心要让过去被子弹打死的“最可爱的人”成为今天生活中的“最幸福的人”。
为了贴补光荣院，我带着工作人员上街卖冰棍，在农村卖水果蔬菜。科学布局院内环境，将光荣院建成集观赏、游玩、休息为一体的“公园养老院”。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从医学角度安排饮食，建立营养配餐体系；以疗养理念组织活动，以全新理念开展人性化服务…
老人们每天在花草树木旁散步，在健身房锻炼，在书画室泼墨。光荣院老人们的平均寿命是89岁。
擦脸、梳头、整容、穿寿衣和为老人守夜…老人特殊的“临终孝心”，我们也是自己动手，让老人走得稳。没有亲人的复员军人白顺安去世时，我手捧骨灰盒，带领工作人员缓步走了十几里地，将老人送回老家，并搬了村里几百人加入送葬行列。
26年来，光荣院为50多位革命老人进行了“临终孝道”。父亲的话深深的刻在了我的心里，一直努力着，尽着一个院长的职责。
(潘秀荣的单位是滦南县民政局民政服务中心，沈青的单位是滦南县教育局)
三代地质学家的坚守与传承
王莹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伦理和家训作为润物细无声的力量，无时无刻不在净化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心灵。曾经从事教育教学的曾祖父教导后辈要正直、正派、守纪律、有教养。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家风是继承自北京的。
1965年9月3日，一列从北京开往西北的绿皮火车。火车上一家三代五口人，分别是我的曾祖父、爷爷、奶奶、妈妈、二姨。经过两天两夜，火车终于抵达青海省西宁市。
爷爷奶奶响应国家号召，从地质部来到青藏高原支援边疆建设。在我妈的印象里，这个平均海拔2200米的小城人烟稀少，气候干燥，经常被黄沙覆盖。一家人努力适应艰苦的环境，对工作和生活持乐观积极的态度。
爷爷是带着“地质部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荣誉称号来的。他身先士卒，放下不安定的家庭，奔赴果洛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开展地质找矿工作。野外勘探工作中，我们去的地方人迹罕至，山路崎岖，经常有大货车开不进去的地方。爷爷和他的同事们骑马。在马够不到的地方，它们用两条腿走路，即使爬上冰，躺在雪地里，它们也要获取数据…
爷爷去外地工作了半年，奶奶一个人在家呆了很久。她一边照顾老人和孩子，一边努力工作，但她从不抱怨，因为她知道地质工作的重要性。为大家舍小家，奉献照耀每一个地质人。
爸爸妈妈也服务于地质行业。父亲被授予“青海省第三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秀建设者”称号。母亲在工作和家庭中都有很好的名声。老一辈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生。我在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毅然选择了吉林大学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好，又一个地质接班人。三代地质学家，最大的荣耀！”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爷爷高兴地说。
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边工作边学习，2016年获得博士学位。妻子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与了2012年至2013年保定的扶贫工作，用真情和实干架起了与乡亲们的“心连心桥”。作为父母，我们也会把红色传统传承给下一代，继续为祖国做出新的贡献。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克服一切疲劳和寒冷……”这首《勘探队员之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地质学家，并将继续激励我们历经沧桑，不改初衷，饱经风霜，本色不改。
(作者是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恪守“耕读训”，传承红色家风
马新静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良好的家风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
我们这个50多人的大家庭叫“耕读堂”，是以我爷爷的名字命名的。爷爷还制定了“修养与读书训练”，即“四要八戒”。“四须”是:文明、尚武、忠孝；“八戒”是:戒酒、戒色、戒钱、戒气、戒功、戒名、戒利、戒财。
这还不够。每一个“农读生”都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成年人必须是共产党员。从上世纪30年代到现在，家里几代成年人都是共产党员。第二，大家都要遵纪守法，不能给大家庭抹黑。第三，大家一定要敬畏职业，要先进，要模范。第四，大家一定要低调，努力。
我们这个大家庭之所以充满正能量，也得益于前两代“耕读堂”的革命经历和第一个例子。
我爷爷韩玉书是电影《地道战》里的区长赵平原的原型之一，也是一名老党员。他于1930年入党。在苦难和战乱中，爷爷创办了“耕读堂”，带出一个红色家庭，形成了既继承传统美德又体现党性的红色家风。直到晚年，我祖父的革命意志仍未减弱。退休后，他三次按大额党费缴纳节俭的工资。
“更督堂”第二代是三兄妹。我舅舅韩志红(抗战时期化名张曙光)从五岁开始每天背诵古文，练习武术。少年时随祖父参加抗战，成为冀中有名的“父子兵”。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到艰苦的西南、西北工作。我妈韩志勇，15岁带头组织互助组；17岁入党，同年被评为“冀中劳动英雄”(省级劳动模范)；21岁参加开国大典，在中央团校毕业典礼上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接见。退休后，她多次被评为石家庄市优秀退休老干部。我的月经韩智敏，17岁入党，是国家培养的第一代赴苏联留学生。留学后，他扎根贫困山区，投身基层教育事业。
几位长辈的崇高革命精神为后辈树立了榜样。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耕读堂”的家风建设突出了“忠孝”、“文武”、“淡泊”、“勤俭”等重点。
拒绝物欲的诱惑，不为名利所羁绊，从根本上说就是淡泊清净。每当“耕读堂”的老人们看到反腐报道，都会送家人去阅读讨论。1993年，舅舅写了《防腐》等三首长诗。
“耕读堂”经常以勤俭节约和热爱劳动教育引导年轻一代。妈妈深圳生活网在自家院子里建了一个小小的“家庭农场”，带领孩子们种菜种树，逢年过节还组织孩子们擦玻璃，比赛做特色菜。80年代，妈妈们率先树立了一种新潮流，孩子的婚姻都很简单，没有酒席，没有礼物。“耕读堂”还设立了家庭举报奖励制度。它没有在春节给压岁钱，而是为学习工作设立了一个“家庭奖”，以促进良好的家风。
是家庭的细胞，是传播正能量的地方。好的家风积累起来，就是好的民风、国风。
(作者是省委省直机关工委退休干部)
勤劳、节俭、美德，“三祭”精神铭记于心
口述/马鹤年/李撰写
我叫马鹤年。我78岁了。我是廊坊的一名普通退休教师，老党员。多年来，我一直热心公益，多管闲事，人们给我起了个名字叫“马”。要说我做公益的初心和动力，其实得益于党多年的教育，也得益于家人和爱人对我的影响。
我老家是廊坊市广阳区九州二村。父亲五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了，无助的奶奶不得不把父亲送到寺庙里求生。但是军阀混战，寺庙被抢，父亲被送回家。后来父亲经常对我们说:“要勤俭节约，留在德国，不留钱。”
建国后，我成了第一师范大学的本科生。当时廊坊属于武清，大部分学生都想被分配到离家近的杨村镇任教，但我跟负责分配的领导说，我会把机会让给其他学生，去最远的地方。就这样，我在武清最东边，离家最远的梅厂中学工作了4年，骑自行车回家要一个半小时。
如果说父亲“留德不留钱”的教诲帮助我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那么岳父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塑造了我对党忠诚、爱岗敬业的人生观。
岳父以前是八路军。在永清县北关战役中身负重伤，回家休养。老人从不自傲，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那时候公公家人口多，房子不够，有的孩子只好住在谷仓里。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区民政局拿来了砖头和木材给他们盖房子。但老人跑到现场制止:“不能花国家的钱，共产党员要带头，不能搞特殊！”
在公公的影响下，妻子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成为村民的连长。公公的革命伤残军人抚恤证是她的嫁妆，也成了我们小家的“传家宝”。每次看到抚恤证，公公给我们讲的话都会萦绕在我的耳边:“战斗不怕流血牺牲，一颗红心永远跟党走！我们共产主义大家庭，对党对人民，要有给钱、奉献、有心的‘三奉献’精神！”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一岁半的时候得了结核性脑膜炎，后遗症很严重。我和妻子长期给女儿做康复操，用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鼓励她。现在，我女儿在社区居民中很受欢迎。小区门口早餐店的老板李丽丽开店7年，女儿在那里帮忙7年。她们相处得像姐妹一样。本科毕业后，儿子把留京指标给了同学。在他工作之初，我就告诉他:“我们出身贫寒，工作上要跟上最高标准，生活上要跟上最低标准。”
退休后，我专注于公益事业。从2015年开始，我建立了四个校外辅导站，并聘请了退休教师、大学生志愿者等。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困难农民工的孩子、英雄的孩子等提供免费辅导。印制《弟子规》、《英烈谱》等书籍8万册，发放给学生。
10年前，孙女上小学，我发现学校门前有交通事故，于是联系了20多位老同志积极配合交警维护交通，得到了家长的一致好评。现在，我把老家的院子装修成了村里老人的活动中心，叫“幸福园”。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我受了几十年党的教育，红色精神在我心中根深蒂固。只要我能做到，我会一直做公益。
(马鹤年为廊坊六中退休教师，李为《廊坊日报》记者)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张俊瑞
沐浴着明媚的春光，我去田野的微风中寻找父亲的“身影”。父亲去世已经两年多了，但他的事迹仍然历历在目…
他的父亲张金榜于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南宫市历任二轻工业局局长、组织部部长、财贸部长、统战部部长、市工委书记、CPPCC秘书长。他留给我们的是遵纪守法、堂堂正正的官道；传递给我们的是为人正派、克己奉公的风范。
我父亲在二轻工业局当局长的时候，我爷爷得了癌症。下班后，父亲经常骑着自行车回老家照顾爷爷。他从不使用公共汽车。爷爷去世后，父亲只向组织请了一天假，简单处理家里老人的事务。
我结婚的时候，社会上有几十个“腿”。父亲只给我做了一张写字台，一个衣柜，一张铁管床，一共12条腿。为了弥补“腿”的不足，我决定自己做一个小茶几。中午下班后，我向单位保管员要了一块铁板，放在自行车后架上，高高兴兴地冲回家。我正要进屋时，我父亲下班回来了。父亲严厉地问我，我只好如实回答。最后，老人斩钉截铁地“指示”:“下午上班一定要送回单位！”
父亲卸任供销社主任，调到市委工作后，为了尽快给新上任的主任腾出位置，继母按照父亲的要求借了一辆车，到父亲原单位办公室取回被褥等个人物品。中午，父亲下班回家清点个人物品时，发现多带回来一个塑料皮的暖水瓶。他二话没说，马上让后妈送回单位。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南宫市广电部门工作。上任几个月，在河北日报等省级媒体发表了10多篇文章，然后被要求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在调动过程中，上级机关发现我不是中共党员，不符合干部调动条件。
于是，我向南宫广电广电局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很多人跟我说:“你爸爸在组织部工作。让你爸爸给广电局局长打个招呼。”
回家后，我向父亲提起了这件事。父亲听了这话，一脸严肃:“不要总想着走捷径。能不能进，要由党组织考察决定。我怎么能插手这件事呢？”就这样，父亲没有给我“开后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和锻炼，我终于踏进了党组织的大门。
父亲的一言一行一直影响着我们。到省委工作后，作为新时代的干部，我觉得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的职责。于是，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我继续回忆父亲的故事:《公车是办公用的》等文章，由河北美术出版社以《党员干部的启示——父母》为题出版。
这些年来，父亲平凡朴实的品行一直在影响和激励着整个家庭。我们家三代人，目前有14个共产党员。父亲的“红色基因”一脉相承，代代相传。
(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委组织部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