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州讲和而后，毕士安撤河北之防，名为休养，而实以启真宗粉饰太平之佚志，兴封祀、营土木者十八载……神宗有自强之志，而为迂谬之妄图，内敝其民于掊克，而远试不教之兵于熙河……宋至徽宗之季年，必亡之势，不可止矣。”
这是清代王夫之不朽名篇《宋论》中的文字，对北宋亡国提出个人见解：自宋真宗“澶渊之盟”后便误；宋神宗想自强，可举止荒唐；宋徽宗昏庸，但到他手中，北宋已是必亡之局。
王夫之是从政治、军事角度看北宋，但北宋灭亡，亦有环境、疾病等原因。
王夫之所见，是大历史，虽然透彻，却解决不了这些疑问：辽朝盛期多次入侵北宋，始终无法颠覆，为何金朝能迅速成功？金军首次围汴梁后撤去，半年后再围，为何北宋仍无准备？宋军颇有对付骑兵的经验，为何对抗不了金军？
这涉及三个问题：
其一，华北蚊虻减少。
其二，宋代皇族有精神病遗传史。
其三，汴梁大瘟疫。
三者改变一个，结果可能不同。
（北宋）赵佶《溪山秋色图》
契丹不怕长途奔袭
契丹崛起于唐代晚期，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时中原割据，后晋石敬瑭为获支持，将已失大半的幽云十六州转让给契丹，北方长城沿线天险尽失，以致“自蓟而南，直视千里，贼鼓而前，如莞袵（音如官任，指蒲草编的席子）上行”。
唐五代是中原气温较高的时期，生于极寒之地的契丹人颇畏惧。契丹太后述律氏曾对耶律德光说：“汝今虽得汉地，不能居也。”
辽代 李赞华《射骑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耶律德光于947年初攻占后晋都城汴梁，可几个月后，便“罢兵北还”，半路病死在栾城（今属河北省石家庄市），年仅46岁。
入中原会得病，辽人从此产生恐惧心理。
北宋称帝（960年）晚于辽，初期都是主动进攻，想一举收回幽云十六州。自汉代起，中原军队与游牧作战，均学习草原战术——长途奔袭，即组织小股骑兵直取王庭。为保证机动性，和游牧军队一样，只带极少粮食，每人两三匹马，星夜兼程，因粮于敌。一击不中，自身便有危险。
汉代霍去病、唐代李靖皆以此成名。中唐名将李愬雪夜入蔡州，依然是这种搏命式的战法。所谓“悬军奇袭，置于死地而后生”。
契丹与以往游牧不同，它汉化程度高，乃半耕半牧，有完善的城池系统，足以久持。只要拖上10多天，偷袭者自败。北宋两次“经略幽燕”无功，特别是在高粱河之战中，宋太宗还“上股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竟以箭疮发云”，只好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
“水长城”让敌军无法突袭
宋代建立初期，曾有人建议修长城御敌，宋太宗回绝：“决大河、筑长城，又徒自示弱，为后世笑。”坚持“在德不在险”。
宋太宗
988年，名臣何承炬提出建“水长城”，即：“引水东注至海，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泽，可以筑堤贮水为屯田，以助要害，免蕃骑奔轶。”
该计划争议甚久，993年，大理寺丞黄懋再提此议，宋太宗遂命何承炬“督戍兵万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为田，用实军廪，且为备御焉”。
到1003年时，已成定制。这条“水长城”全长八百里，深度“五尺至一丈”，汇集河流19条，淀泊30个。共分8段，设堡垒26座，士兵3000余人，还有战舰100余艘。“水长城”未连接处，另设“榆塞”，就是密集种树，延迟骑兵突击。
“水长城”真正可怕之处，在于滋生蚊虻。蚊虻是一种小型吸血昆虫，善飞舞，专虐牛马，牛虻即蚊虻的一种，生于多水之地。北宋沈括写道：“安、沧、景之间多蚊虻。夏月，牛马皆以泥涂之，不尔多为蚊虻所毙。郊行不敢乘马，马为蚊虻所毒，则狂逸不可制。”
北方游牧民很熟悉蚊虻，“以溺（即尿）盥洗”来对抗它，但“腥秽不可近”，不适合大军。“水长城”让辽军丧失了突然性——每年秋冬无蚊虻时才出兵，为绕过“水长城”，仅三条路可走：一是山西燕门；一是从幽州经雄县或霸县，直至汴梁，即东官道；一是从幽州经徐水、满城、望都到汴梁，俗称西官道。
东官道半陆半水且窄，西官道略宽，无塘泊。辽军6次伐宋，5次走的都是这条路。
黄河水患冲毁“水长城”
1004年秋，宋辽签订澶渊之盟，誓约明确规定“不得创筑城隍，开掘河道”。“水长城”渐废弃，仅天然湖泊，如白洋淀，至今仍存。
一方面，“水长城”占用良田太多，宽度长10里至150里，欧阳修曾说：“河北之地，四方不及千里，而缘边广信、安肃、顺安、雄、霸之间尽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名臣包拯也说：“以迫近塘泊，递年例皆渰（同淹）涝，秋夏未收熟。极边之地，民力重困，不可不优与宽恤。”
另一方面，北宋黄河水患严重，167年间，共85年发生了溢决，即“黄河之患，终宋之世，迄无宁岁”。北宋在西北对西夏频繁用兵，大量驻军毁坏森林，加剧水土流失，使黄河泥沙量猛增。北宋中期，黄河河南段已成地上悬河。
唐代以长安为都，与华北有天险阻隔，致河北三镇割据。三镇都依靠大运河，唐朝刻意将航线切成三段，让三镇互相牵制。宋代定都汴梁，在大运河上游，可直接控制三镇命脉，河北遂归顺，但代价是对黄河漕运依赖过重。
北宋时，黄河多次决口，改从天津入海，给北宋带来巨大冲击。
其一，天津靠近辽国，从华北到汴梁，黄河是唯一天险，也是第二道防线，如辽军乘船从天津直下汴梁，可绕过“水长城”，北宋防护体系瞬间崩塌。
其二，黄河北流后，与“水长城”相接，黄河带来的泥沙逐步淤死“水长城”。
其三，北宋在华北有30多万军队，黄河北流后，漕运不济。
金兵是攻城高手
为重建边防体系，宋仁宗、宋神宗、宋哲宗三度开启“黄河改道”工程，即“三易回河”，欲将黄河改回向东流，可故道河床已淤高。“三易回河”随修随溃，给河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据史料载：“河北之民尤罹弊苦，粒食罄阙，庐室荡空，流离乡园，携挈老幼，十室而九，自秋徂冬，嗷嗷道涂（途）。”“自沧州以北，所存一二。其他郡大率类此。千里萧条，间无人烟，去年虽丰，无人耕种，所收苗稼，十不一二。”
金国崛起时，面对的华北已与辽国时迥异。“水长城”所存无几，蚊虻大大减少，金军可四处出击。
“水长城”未建成时，宋军常用弹性防守战术，即放辽军主力进入华北，择地阻挡，再分兵从背后夹击。弹性防守对指挥统一性要求高，部下须严守号令，与北宋“重文抑武”策略不符。“水长城”建成后，宋军形成死守孤城、等待援军的战法，彼此极少协作。随着“水长城”淤平，防守正面增加，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辽国善野战不善攻城，金国则是攻城高手。宋代名将吴璘在《兵法》承认：“金人攻城，长于用炮（这里的炮指投石机）。”“广列垒石炮座，寻碑石、磨盘石、羊虎石为炮……所列炮座百余，飞石如雨。”待城头楼橹被击坍塌，守堞将士立足不住，“推对楼使登城，每对楼上载兵八十人，一对楼接城，则引众兵上”。
为了攻城，金军还组建了工兵部队，“用河南卷埽军筑土山，必与城齐……其筑叠有法，颇难隳坏。”
大敌当前还在内斗
金军强于辽军，北宋末期防守弱于初期，更麻烦的是，河北有离心倾向。
北宋起家于河北，开国将帅皆河北人，都是世代为将，属大名府（治所今属河北省大名县）集团，所以赵匡胤才要“杯酒释兵权”。北宋对出知大名府官员的选择极慎重，自中期起，“非历二府而出者不得焉”。
所谓“二府”，即掌管军事的枢密院（西府）和掌管政务的中书门下（政事堂、东府），“二府”共同行使行政领导权，是当时最高国务机关。
大名府集团多将门，有军权，有藩镇割据的传统，与北宋皇族关系错综复杂，非老成有经验者，不能驾驭。到北宋末年，储位之争成为大名府集团与中枢间矛盾的关键点。
宋徽宗看好三子赵楷，但长子赵桓（即后来的宋钦宗）是王皇后所出，根正苗红。宋金联手灭辽后，辽国部分领土归宋，边境北移，可北宋中央政府不愿投入，全靠华北出钱、出人，“京东、河北止以租钱及燕山免夫之征剥苛太甚，盗贼四起”，大名府集团扶持赵楷，实为对抗宋徽宗。
宋徽宗
宋徽宗意识到了威胁，大名府守臣4年多换了4任，内部矛盾重重，自难应对金国。“水长城”消失后，华北出现很多梁山泊式的“山水寨”，依山傍水，金军无法攻克，在他们的掣肘下，金军初期不敢南下。然而，负责华北防务的赵构（宋徽宗第八子）担心大名府独自挡住金兵，会让五马山义军假冒的赵榛（宋徽宗第十八子）成名，对自己形成威胁，故不予援助，乐见五马山陷落。
如此密切配合，金国怎能不成功？
皇族遗传病成隐患
北宋还有一大隐患，即皇族有遗传性精神病。
宋真宗赵恒可能是北宋皇帝中最早的精神病患者，在寇准裹挟下，他御驾亲征，来到澶州，此后却表现荒唐，与此前判若两人，很可能是压力导致精神失常。
宋真宗的儿子宋仁宗赵祯46岁时，在大年初五接受百官参拜时，突然手舞足蹈、胡言乱语，持续数日。名臣文彦博问太监是怎么回事，太监说是禁中机密，不可泄露。文彦博大怒说：天子患病涉及社稷安危，我作为宰相，怎能不知情？你们要谋反吗？
此后文彦博、富弼两位宰相每日到仁宗榻边奏事，宋仁宗不久后痊愈。
宋仁宗的三子均早逝，传位于侄子赵曙，即宋英宗，宋英宗上位仅四天，便在朝堂上大呼“救命”，称有人要杀他，还在宋仁宗的葬礼上忽笑忽哭，35岁便去世了。
宋英宗赵曙的儿子宋神宗赵顼力助“王安石变法”，他一生忧郁，寿仅38岁。他的儿子宋哲宗又有精神病症状，去世时年仅25岁。宋徽宗本人虽较健康，但他的儿子宋钦宗被金国俘虏后，亦精神失常。第二次汴梁保卫战时，宋钦宗竟相信道士郭京能作法退敌，开“宣化门出战”，致金兵入城。如此操作，很难说精神正常。
北宋气候突然变冷，瘟疫增加。金兵第一次围攻汴梁时，城中大疫，一半市民死亡。相比之下，金军更适应寒冷，金兵第二次围攻汴梁，恰好赶上大雪，金军将领粘罕高兴地说：“雪势如此，如添二十万新兵。”种种因素叠加，汇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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