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中大熊猫”中华鲟一直以来都是长江物种拯救计划的重中之重,但从当前的进展来看,野生中华鲟的生存状况着实令人担忧。
为了拯救中华鲟,我国每年都会举办增殖放流活动。2020年4月,长江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一次性放流了1万尾子二代中华鲟幼鱼,这也是自1984年以来的第62次中华鲟鱼苗放流活动。
 

中华鲟
但是另一边,长江中华鲟的种群资源迟迟不见恢复。2013年,野生中华鲟的自然繁殖首次出现中断现象,2015年再次中断,2017~2019年更是连续3年中断。最近3年来,成功洄游到产卵场的中华鲟亲本只有20~30尾,但是很遗憾,这些繁殖群体都没能成功产卵。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专家认为如果再不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野生中华鲟可能在未来的10~20年内灭绝。
 

40年来中华鲟主要保护措施以及中华鲟自然种群的变化趋势图
耗费上亿资金,为何治不了“长江病”?
今年年初,长江白鲟灭绝的消息着实震惊了不少人,这是既白鱀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之后,长江又一旗舰物种的灭绝事件。然而更让人痛心的是,这样的事件只是长江珍稀鱼类生存现状的“冰山一角”。
 

▲▲长江生态面临的诸多问题:水污染、水土流失、过度捕捞、工程建设、湿地围垦等等。图源WWF中国
长江专项调查报告显示,长江中历史有分布的鱼类有448种,然而在资源调查中有多达130种鱼类都没有被采集到,这些“失踪”的鱼种占长江鱼类总数的29.9%。长江中的鲥鱼、鯮鱼已经多年未见,中游及上游的白鱼类、高原鳅类、裂腹鱼类、云南鳅类、银鱼类、光唇鱼类等资源也衰退到了岌岌可危的状态。
中华鲟和这130多种鱼类一样,野生的数量越来越少。关于长江濒危物种的保护,我们国家着实下了不少功夫,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从四川宜宾到长江口将近3000公里的长江干流,设立的大型自然保护区就有10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有11处,保护区全长约1700公里。
 

▲▲长江十年禁渔之前,长江渔业的过度捕捞现象已经非常严峻了。
另外,在长江宣布“十年禁渔”之前,春季禁渔制度已经在长江干流实施了18年,这也是为了保护珍稀鱼种而对渔民作出的强制性要求。加上增殖放流以及各种环境影响补偿措施,林林总总投入了上亿元,但是这依然没能留住“淡水鱼之王”长江白鲟。
如今,长江鲟已经难觅踪迹,长江江豚只剩下1000多头,中华鲟也因为“难产”而面临着种群生存危机。这些旗舰物种是长江生命力的象征,对它们的保护至关重要而且迫在眉睫。
中华鲟的困境
全球目前共有27种不同的鲟鱼,全部都分布在北半球。中华鲟属于溯河洄游型鱼类,它的整个生活史有90%左右都是在海洋中度过的,每年的10~11月份,发育成熟的中华鲟都会从长江口逆流而上,洄游到长江中上游产卵,繁殖的高峰期在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当中华鲟的受精卵孵成功,幼鱼会在淡水中生活9~11个月,之后就会返回海洋继续生长。
虽然中华鲟的一生中只有10%的时间是在淡水中度过的,但恰恰是这10%给整个种群的繁衍带来了致命打击。
经过长期的调查及科学的论证,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导致中华鲟自然种群衰退的根本原因就是葛洲坝水电站的阻隔,而长江上游一系列梯形水电工程的蓄水运行则是导致中华鲟自然繁殖中断的关键因素。
 

▲▲近40年来长江流域梯级水电开发示意图,能够成功通过这些“关卡”的中华鲟寥寥无几。
水电大坝对中华鲟的影响是不可逆的,我们也只能通过其他措施来补救,比如增殖放流、修建鱼道、寻找新的产卵场等等。
中华鲟的人工增殖放流已经持续了40多年,但是效果却一直不理想。而修建鱼道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目前的鱼道设计方案并不科学,“九曲连环”一般的迷宫路线大大增加了中华鲟洄游的难度。
至于最后一项,寻找新的产卵场,这一点倒是不错的考量。葛洲坝截留前,中华鲟产卵场的分布范围超过600公里,数量有19处之多。葛洲坝截留后,中华鲟原有的产卵场全部都无法利用了。
幸好,在距离葛洲坝4公里的江段上又重新形成了唯一已知的稳定产卵场,但是面积还不到截留前的1%。这个产卵场被视为中华鲟的最后“庇护所”,野生中华鲟已经在这里进行了连续31年的自然繁殖活动。
但让人担忧的事又发生了,从2012年以来的7年中已经有5年出现了产卵中断现象(今年的监测结果还没有出来)。如此一来,唯一的产卵场也无法利用了,中华鲟的野生种群似乎已经被推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
 

 
▲▲研究人员打算结合荆汉生态新水道项目,在虎渡河人工构建新的中华鲟自然产卵场,希望这次尝试能够获得圆满成功!
人工繁育是中华鲟最后的“安全屋”?
有人认为,即便野生的中华鲟无法繁殖后代,我们还有人工繁育的中华鲟,因此中华鲟根本就不存在灭绝的风险。
在理论上可以这么认为,但是把中华鲟的种群保护全部寄希望于人工繁殖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人工繁殖中华鲟主要是为了增殖放流,但是从1983~2018年的36年间,中华鲟幼鱼的放流数量共有712.81万尾,接近成年的中华鲟也放流了3231尾。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没能阻止自然种群的持续衰退。
 

中华鲟鱼苗放流
据了解,放流的中华鲟幼苗一般只有3~5克,生存能力很弱,再加上长江的水质状况迟迟得不到改善,这些幼鱼能够存活下来的几率微乎其微。正因为如此,很多人都不支持中华鲟的人工放流。甚至有不少学者提出,人工增殖放流根本就拯救不了中华鲟。
对于那些人工放流的成年中华鲟,它们也很难在长江中顺利繁殖。由于在人工养殖环境下生活了很长时间,成年的中华鲟被放流后很难找到在长江中的洄游路径,因此也就无法回到上游的产卵场进行自然繁殖,这和增殖放流的初衷是相矛盾的。
 

2016年4月,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在放流成年的中华鲟
再退一步说,即便不放流,一直在人工环境下养殖中华鲟也不是“万全之策”。
2016年“全国人工养殖中华鲟普查”活动正式启动,普查结果显示:目前国内的中华鲟养殖群体主要集中在25家人工养殖基地,其中既有国立的科研机构,也有自然保护区的养殖基地,还有一些养殖企业和水族馆。这些养殖基地总共有3091尾子一代中华鲟个体,其中大多数都位于湖北省,共有2132尾,占养殖总数的68.97%。
但是人工保种面临着诸多困境,由于养殖空间狭小而局促,导致中华鲟的性成熟比例低、成熟个体普遍小型化,繁殖力明显退化,生存状况普遍堪忧。
 

 
中华鲟“越养越小”,这实际上也是人工选择的结果。人工养殖的中华鲟怀卵量仅为5~25万枚,而野生的怀卵量却能够达到30~130万枚。另外从卵粒的大小来看,人工养殖的中华鲟卵粒直径平均为3.9毫米,野生中华鲟的卵粒直径却有4.5毫米。为了避免种质退化,养殖的群体最终还是需要借助野生的中华鲟进行种质复壮。
所以,人工繁育并不是中华鲟绝对的“安全屋”。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人工繁殖,养殖的中华鲟在种质上会逐渐退化,究竟能走多远还是个未知数。
中华鲟的“长江周边”:中华鲟和它的“伙伴们”
中华鲟的保护只是长江珍稀物种保卫战的一个缩影。作为长江中为数不多的旗舰物种,中华鲟和长江鲟、长江江豚一样,急需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这些精灵和不计其数的长江原生鱼种一样,都属于“命运共同体”——它们的命运和长江生态紧紧“绑定”在一起。
2017年农业农村部启动了“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专项计划,该调查持续了3年,结果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
上面已经提到,长江中历史曾有过但本次调查中并未采集到的鱼类有130种,其中有83种是长江特有鱼种。按照2015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红色物种名录来看,这次调查中有11种鱼类的生存等级被定为极为(CR),21种鱼类被定为濒危(EN),还有6种处于易危(VU)的状态。
 

4种长江珍稀鱼类
2015年,国家制定了《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未来的10年恰好是长江禁渔的10年,也是决定野生中华鲟“生死存亡”的关键10年。衷心希望我们能够永远留住中华鲟,留住“水中大熊猫”和它的伙伴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