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二中官网（北京二中国际部招生简章）
北京二中位于北京东城内务部街东侧，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长期以来，这里培养的学生勤奋刻苦、踏实朴素、积极向上，许多的人成了国家的有用之才。
为了继承和发扬学校的优良传统，我们专访了一些老校友，调查了解放前后北京二中的一些情况，现介绍如下：
建校初期
北京二中的校址原来不在内务部街，而是在史家胡同西口，即今天的史家胡同小学。从1910年至1936年，老二中在这里度过了26个春秋，经历了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三个时期。
北京二中的最早前身，就完整的学校而言，可追溯到清朝左翼宗学①。左翼宗学与右翼宗学一并始于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五（公元1724年5月27日），至今整整270年了。
左翼宗学：清末入关前，兴祖（福满）生子6人，派下俱为觉罗，系红带。显祖（觉昌安）派下俱为宗室，系黄带，所以入关后学校有八旗官学宗学和觉罗学之分。八旗分两翼：左翼镶黄旗在东北，依次而南曰正白、镶白、正蓝；右翼正黄旗在西北，依次而南曰正红、镶红、镶蓝。八旗官学和觉罗学均按八旗方位各旗驻地内设，宗学则于左右翼分设。
1910年（清宣统二年），在北京成立了两所初级中学——左翼八旗子弟学堂（即今北京二中）和右翼八旗子弟学堂（即今北京三中）。这两所学堂均归京师学务处管理。
左翼八旗子弟学堂成立的当年，招收了第一批学生组成了甲班；次年（1911年），又招收了20名学生，组成乙班。甲、乙班共有学生六七十人，全是八旗子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至此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同年，左翼八旗子弟学堂改名为京师公立第二学堂，并规定夏季招生，满汉子弟均可报考，择优录取。当时考试科目只有数学、国文两门。1912年招收新生30人组或丙班，丙班虽是各族学生都有，但八旗子弟居多。1913年，又组成丁班。这时，全校约有130名学生，约20名教师。这些教师都是学有专长、富有教学经验的人才。数学教师崇质伯、国文教师钟一峰和英文教师德少古，都毕业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博物教师定某曾留学日本。他们出色的教学水平，为北京二中优良学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较低，国民教育经费很少，所以从教育经费和教学设备来看，公立学校远远不如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但由于学费低花费少，贫寒子弟大都愿到公立学校读书。这些学生深知学习机会得之不易，所以人人勤奋，苦读不懈。二中纯朴好学的校风，在当时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据1912年考入二中丙班的第一名、现已85岁的齐长庆老先生说，二中学生勤奋从学确实可嘉，历次考试不及格者极少。齐老先生在校时曾连跳两级，提前毕业，毕业后考进陆军兽医学校，曾去日本留学，回国后一直从事生物制品的研究工作，卓有成效。齐老从事科研，六十年如一日，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深受所在单位——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同志们的爱戴。1980年二中70周年建校纪念时，齐老先生回到母校向全校师生介绍了建校初期的情况。
在动荡的年代里
二中从建校时起到1949年解放，40年的时光都是在动荡的年代里度过的。1926年，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时期，政局混乱，政治黑暗，为了抗议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卖国，北京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于3月18日集会游行，赴国务院请愿。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打死刘和珍等47人。二中学生周正铭（15岁、安徽天长人）的鲜血也洒在执政府门前，成为报效祖国、争取民主的烈士。当时参加执政府门前请愿的二中学生约有150人。
二中的老校友、现已75岁的蔡稚民老先生告诉我们：当时的黄德滋校长就是以“唆使”学生参加请愿的罪名，被反动的军阀政府革了职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侵占北平，对进步师生百般迫害，当时一位姓曹的历史教员讲课时有爱国言论，听课的日本学生向日伪当局告发，结果曹老师和一名学生被捕。后经营救获释，而那位被捕学生却被校方开除。
抗日战争时期，二中的西邻是东本愿寺，那里驻有一批日军。二中学生上学路过那里，必须给站岗的日本鬼子鞠躬，否则日本兵就用刺刀挑刺学生的书包和帽子。同学们宁肯绕道史家胡同，从内务部街东口进入学校，绝不受敌人侮辱。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严密控制北平的市立中学，派了一批国民党员来接管学校。当时二中历史教员荣天琳是我党地下党员，是他将革命的火种从大学带到了二中。二中的教员中，在政治上持观望态度的占多数，表现反动的少。即使一些中间偏右的教师，也并不参加反动活动。
到了1946年，由于物价飞涨，生活艰难，教师们对国民党政府普遍不满，随着整个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教师队伍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如英语教员陆庭栋就经常在教师中说：“老说人家共产党杀人、放火，可是人家解放区有饭吃。”他的话赢得大家的赞同。
同一年（1946年），二中体育教师徐震东骑车路经八面槽时，被横冲直撞的美军卡车轧死。二中师生闻讯纷纷赶到东单三条医院看望，要求惩办肇事者，并决定去教育局请愿。徐老师一贫如洗，孩子又小，无钱料理后事。为了埋葬死者，二中全体师生发动募捐，并请演员在鲜鱼口华乐剧场义演。送殡那天，由进步学生王景新、李树岩、吴庆林等人带头胸戴白花、引灵执绋，一直走到东坝。当时报纸报道了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从此，学生的民主进步活动很快开展起来。1947年“五·二○”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示威，二中师生也参加了。起初，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来二中联系，被官办的学生会赶走了。荣天琳老师将进步学生介绍到北大的民主广场参加“五一”文艺晚会和“红五月”营火晚会。这些同学通过阅读革命书刊、读墙报、听朗诵、看反内战戏剧，很快提高了觉悟。当时校方听说二中有学生去了北大，就派出小打手去民主广场侦察。二中进步学生机智地戴上口罩、拉低帽沿，躲过了狗腿子的监视。“五·二○”那天，一批学生毅然地参加了示威游行。教师们同情学生行动，在那天校内点名查点人数时，有意为进步学生打掩护，抵制了校方的追查。
当时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斗争十分激烈。“五·二○”后，国民党组织了一次反“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反动游行，二中校方强行组织学生参加，到北大学生宿舍去捣乱。许多学生中途溜走，最后剩下的人寥寥无几。
通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同情并倾向革命的师生越来越多。随着形势的发展，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二中的学生也纷纷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戴宏森等几个同学由大学同学介绍秘密地加入了“民主青年联盟”。1948年1月，由戴宏森、范杰、夏国治、张永山等同学组成了“民联”二中地下支部，并以戴宏森家为支部开会地点。还成立了图书馆。他们传播进步思想，发展“民联”成员，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1948年上半年，二中举行了罢教斗争。当时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公立中、小学教员的生活无法维持。荣天琳老师和一些倾向进步的老师们串连，要求增加工资，不解决问题就罢教。这次罢教很注意策略，不喊过“左”的口号，这样就争取过来一批曾经倾向国民党的教师。学生们支持老师们的正义要求，兄弟学校中连贝满、育英等待遇较高的学校，也支持二中的罢教斗争，一时声势甚大。
不久，学生运动掀起新高潮，二中学生经常参加集会和游行。他们不怕特务监视和打手们的棍棒，活跃在学生运动的队伍中。
1948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对学生运动进行疯狂镇压。党的地下组织决定将一些受到威胁的学生骨干撤退到解放区去。二中的左仁、朱金镜等被送到东北解放区。反动的学校当局在教师会上扬言“杀一儆百”，要将高二学生董冀允、吴锡衡作为“不法分子”开除出校，还说要“严厉处置，通知各校不得收留”。荣天琳老师当晚将董、吴两同学找到家中，作了安排。等到校方开除董、吴的通知发布时，董冀允和吴锡衡已分别转入私立求实中学和辅仁大学附中了。
1949年1月地下党区委王大明同志在二中发展党员，建立支部。这里“民联”组织已发展到四十多人，还有许多学生积极靠拢“民联”组织。围城期间，戴宏森、夏国治、范杰等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二中进步学生的中坚。
那时荣天琳老师已被学校解雇，但他在二中办起的“读书会”却很活跃。辅仁女中学校的学生也有参加二中“读书会”活动的。1月下旬，解放军的炮声越来越近，学生们在党领导下积极准备参加解放北平的战斗。他们响应上级号召，如果北平不能和平解放，就配合解放军武装解放北平。二中学生组织了纠察队，分管四个重要地点的保护工作。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两颗手雷，还冒着危险到附近街道贴标语，做宣传工作。
北平和平解放后，党团组织公开，活动更加频繁。3月戴宏森参加团市委训练班，回来后正式建团，由夏国治同志任书记。后又成立学生会。4月1日，党派薛成业、蔡公期、王兆臻、荣天琳、黄真等同志接管了二中。从此，二中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揭开了二中校史崭新的一页。
校风的形成
勤奋、刻苦，是二中70多年来一贯保持的优良学风。这种学风的形成固与历届同学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与建校70余年来，一批批为教育事业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园丁有关。
二中的第一任校长文元先生是满族人，黄旗官学学生。他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就担任刚刚成立的二中的校长。文校长为人忠厚，对学生诚恳，亲自担任修身课程并负责训育工作。他鼓励学生跳级，以同等学力报考高等学校。二中的第二任校长是黄德滋先生，也是一位留学日本的满族人。黄校长治学态度严谨，本着对学生负责的精神，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并规定不及格者不许升级。在黄校长的严格要求下，学生们对学习更加认真，成绩也有所提高。当时二中师资力量雄厚，教师们不仅教文化知识，也经常向学生们传播进步思想。我国著名画家王雪涛同志20年代曾在二中任图画教师，他积极参加学生会的活动，对于学生革命思想的启蒙有一定影响。
二中教学注重全面发展。从1930年开始，在二中任职达12年之久的陈敬斋校长，不仅注重教学，而且十分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曾提出“体育第一”的口号。他说：“从前有一些受教育者，只注意知识，不注重身体，结果成为一个个废物。”他坚持每天早晨带领学生上街跑步，每次要跑3000多米。1980年3月我们见到陈老时，他腰直体健，声音宏亮，目光炯炯有神。他说：“我现在身体之所以很好，是沾了在二中跑步的光了。”日本投降后，二中校长丁德勋是国民党员，他严禁学生参加进步活动，但他要求学生们刻苦读书，争取考上高等学校。艺术家焦菊隐先生也曾担任过二中校长。他在文学艺术上的高深造诣，对二中师生有过很深的影响。几十年来，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对教育工作勤勤恳恳的校长、教师们，二中培养出不少高质量的毕业生。
建国初期，国家建设急需人才，老师们为了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活动，很快组成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史政、地理、俄语、体育等几个教研组。校长、教导主任经常深入各教研组，指导各组组长开展工作。各教研组每学期都要进行若干次观摩课，通过这些观摩课，重点解决本组教学上的具体问题。
二中的教师水平不断提高，师资力量日益壮大。解放后仅仅五六年时间各科都培养出一批骨干力量。如数学组董元凯、王彝祥、路彦、韩本如；语文组余文、潘逊皋；英语组陆庭栋；物理组刘福洲、杨琳；化学组路昭；历史组郭柏年；地理组褚亚平；体育组李光灿、崔文仲、王荣；音乐组曹会澄。这些新老教师密切配合，克服种种困难，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合格人才。
为了使同学们得到更多的感性知识，加强课堂教学的直观性，教师经常组织同学自己动手做教具。其中以数学、地理、生物等组教师设计和制作的教具为多。此外，学校为了帮助青年教师提高业务水平，采用自学与辅导报告相结合的方法，组织他们进行教学理论的学习，取得了较好效果。老师们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以高度的责任心培养同学们刻苦学习的精神。
长期以来，二中不仅注重学生智力的培养，发扬勤奋好学的精神，还十分重视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
解放初期，学校狠抓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领导干部全部兼课而且包下了全部政治课。为加强思想教育，学校请了许多老同志如许立群、峻青等到校作报告。学校还通过建团、建队，特别是在学生中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等活动，激励学生要求进步、积极向上。每天早晨学校组织学生听时事联播，要求高中学生每人担任一项社会工作。1951年，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先后发表，学校立即组织学生学习，并交流学习心得。这些活动使学生的思想觉悟有了显著提高。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学校进行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同学们踊跃报名参军，决心为保卫祖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学校输送了大批学生骨干到抗美援朝第一线。在前线，他们英勇奋战，不怕流血牺牲，屡建战功。1982年校庆，我们采访了湖南湘潭钢铁厂的工程师王鸿志同志（1950年在我校参军）。他回忆说，他们班40多人有三分之一参了军。那时学校经常收到同学们的立功喜报和小型战利品。学校举办了展览会，介绍同学们的事迹，多次组织写慰问信、制作慰问袋等拥军活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办学经验的积累，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更加系统全面。1955年学校重点抓了以下几方面的思想教育工作：一、政治时事教育：有形势报告、政治时事座谈会、壁报宣传等；二、道德谈话：通过班上活动和少先队活动来进行；三、班会和晚会活动：以学习、纪律、品德教育等为内容；四、劳动教育；五、自觉纪律教育；六、集体主义教育；七、通过组织参观，看电影，和军队、劳模、先进工作者、工人、农民联欢来进行教育。团队组织配合学校积极开展工作。
深入的思想教育，对同学们的学习、工作、生活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在校时，同学们就开始为社会服务，如五一届学生为失学儿童办义务小学，受到社会的好评。同学们走上工作岗位后，仍然保持着二中的优良传统，争取为国家多作贡献。1980年校庆，我们收到二中毕业生李望禹同志的爱人写来的一封感人肺腑的信。她在信中写道：李望禹同志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普通技术人员。他先是给大学高年级开专业课；“文革”中到干校劳动；以后又主持电讯方面尖端技术的科研项目。为了把全部精力投入技术攻关，他把个人的生活水平降到了最低限度。他身患癌症，但他忍着巨大病痛坚持搞好科研并出差开会，他的坚强毅力使医生震惊。直到生命最后几天，他还通过口述，由别人记录，尽量把研究成果留下，却没有用更多的时间来安排个人家务。
李望禹同志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他那闪光的思想、崇高的品质，体现了这一代人对祖国赤诚的情感。他的爱人向他中学时代的老师汇报了李望禹生前的事迹，这也反映出二中学生对母校的深厚感情。
二中学生作风的纯朴，一向受到社会的称赞。解放以前来二中读书的学生多是贫寒子弟，生活十分俭朴，影响所及，日久天长也就形成了艰苦朴素的校风。解放后，学校领导十分重视对同学们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并且以身作则。那时二中的校舍以古老破旧闻名全市，但学校从不要求政府增加投资。老校长蔡公期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们以在最陈旧的校舍，使用国家最少的投资，为党和国家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而自豪。”1959的冬胡耀邦同志以学生家长身份向全校师生作报告，勉励大家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师生们平时注意节约每一分钱，自己动手粉刷教室，自己动手修桌椅，自己动手制作教具；既节省了国家投资，又培养了学生热爱劳动的观点。学校经常对同学们进行爱护公共财物的教育，及时表扬好人好事。从过去到现在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教室的玻璃也大多完整。
解放后的第一个冬天，气温很低，因经费较少煤球不敷需要，在薛成业校长亲自带动下，师生们一起用手攥煤球，两手冻得通红，但大家心里却都热乎乎的。二中师生平时衣着朴素，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大家是“笑破不笑补，笑懒不笑穷。”1949年下半年，吴晗副市长来校视察时，对二中艰苦朴素和干净整洁很有好评。在五八届的一个班里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有个学生家里生活比较富裕，平时穿着吃用很讲究，上、下学都由家里接送；这个学生待人也颇傲慢，从不关心集体，平时成绩很差。他在二中这样艰苦成风的学校里就显得很孤立，有一段时间竟弄得无颜来校读书。最后，由于学校师生们的言行感召，他终于明白了过来，又重新回到了同学中间，可见艰苦朴素的校风已深入人心。同学们平时节衣缩食，但对国家集体却能积极奉献。在抗美援朝中全校师生踊跃为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即其一例。
当年学子今日英才
二中培养教育出来的学生，今天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中，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贡献。在他们身上，一直保持着二中艰苦朴素的传统校风。最近我们听到解放初期毕业的夏国治、高镇宁两位校友分别被任命为地质部和航空工业部的副部长，担负重任。夏国治同志中学时期就酷爱地质学，中学毕业他报考了地质专业。高镇宁同志中学时代即有志于航空专业，中学毕业后考进了航空学校。
我们调查了五五届校友的一些情况，他们都以最深厚的感情，最美好的语言表达了对母校的无比怀念和感激之情。有的说：“在二中度过了难以忘怀的三年，是母校党团组织、老师和班集体培养了我，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使我在国外艰苦学习的岁月中和回国后攀登科学高峰的过程中，不断取得了进步。现在虽然离开母校快30年了，但老师的教育和帮助，永远铭记在心，至今仍是鼓舞我继续前进的力量。”有的说：“我一直为我亲爱的母校感到自豪和骄傲。她为我一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今天所具有的专业以外的一般知识，都是二中所给予我的。我永远怀念我亲爱的母校，怀念教育过我的亲爱的校长和老师。”
五五届高中毕业生共两班108人，除一人由于特殊原因外，全部升入高等学校深造。由于中学阶段基础扎实和自己的刻苦努力，有些同学在大学期间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例如：高冀生在清华大学毕业时获得“优秀毕业生”金质奖章和奖状；柳欣生、崔伟宏在苏联留学，毕业时获得“优秀毕业生”荣誉，崔伟宏还被授予苏联国家工程师的职称。目前，他们中有40人是工程师，13人是助理研究员，10人是讲师，5人是主治医生，2人是副教授，其他的是演员、教师等。行政职务方面，有的担任了研究室正副主任、厂长、局长等。在工作上他们绝大多数都作出了相当的成绩，许多同志发表了著作，完成了许多科研项目。搞戏剧的王成德参加演出了几十部的歌剧、话剧和电影；录音师史家振主持了100多部科技影片的录音，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李振潜由于科研方面取得重要成绩，被任命为冶金部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周盛在北京航空学院被越级提拔为副教授，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他俩和在北京邮电学院的李家瑞同学一起出席了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
五五届毕业校友中，约有一半人从事科研技术工作，这是和二中广泛开展课外科技活动分不开的。
仍以五五届为例，那时学校有科技小组22个，参加人次约400人。这些小组是：矿石机组、真空管组、无线电通讯小组、摄影小组、物理教具制作组、动物组、植物组、有机制作组、无机制作组、分析小组、实验室助手组、立体几何教具制作组、少年气象站、地理模型组、时事地理壁报组、医学小组、航空模型组、美术组、木工组、电动机组、幻灯及光学仪器组。
在老师辅导下，科技小组的成员自己动手，自己制作，培养了制作能力以及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科技小组既使同学们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开阔了眼界和思路，也培养了同学们对某一专业的兴趣，为自己将来要从事的工作打下基础。实践证明，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课外科技活动，对专门人才的培养是极有帮助的。
二中毕业同学在文体方面也是人才辈出的，他们当中有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的刘绍棠、从维熙和韩少华等人。刘绍棠同志在初中时便显露出文学天赋，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他在名作家及教师的辅导下取得了很大进步；虽然前进的道路坎坷不平，但他始终出于对党对人民的信赖继续埋头苦干，不停地创作，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在舞台、银幕上取得成功的有瞿弦和、李亚林、雷恪生、李小护等人。瞿弦和是煤矿文工团话剧演员，他的朗诵，通过电台、电视台，早已为人们所熟悉。李亚林是电影演员，他先后在《前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取得很大成功。最近他又开始从事导演工作，由他与另一同志合作导演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获得了文化部1981年全国优秀影片奖。雷恪生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员，他扮演过许多重要角色，很为人称道。话剧《阿Q正传》中的阿Q就是由他扮演的。还有李小护，是中央歌剧院的青年男中音独唱演员，他在歌剧《第一百个新娘》中的出色表演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体育战线上，二中的校友张之是众所周知的我国第一代体育播音员，目前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组担任领导工作。二中的校友还有著名的篮球教练陈文彬、排球教练张天任。年轻的一代中，王燕生是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他在校时即酷爱打乒乓球，是校队成员，后来进入北京队，又进入国家队。在1979年第四届全运会上他获得乒乓球单打亚军；在1982年的全国乒乓球比赛中他又为北京队获得团体冠军立下了功劳。
二中怎样能培养出众多的文艺体育人才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瞿弦和同志的回忆吧：“在母校生活的6年时间里，学校不仅对学习抓得紧，而且十分注意让我们德智体全面发展，利用课余和假期对我们进行多方面的培养，社团活动就是很重要的内容。我自己参加过的就有航空模型组、动物饲养组，还有合唱队、舞蹈队、话剧队。在高中时期，母校让我参加了北京市少年宫戏剧组的活动，为我提供了许多学习机会。高中毕业后，我所以能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以至后来走上文艺工作岗位，成为一名演员，这是和母校的培养分不开的。”
确实，当年二中的文艺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学校除合唱队、舞蹈队和话剧队外，还有曲艺队、民族管弦乐队和木偶剧组。二中编演的节目，有的成为全国学生文艺汇演中的保留节目，有的还被安排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同志演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为配合前方作战，二中同学积极进行街头宣传，以活报剧、快板书、顺口溜等形式演出于大街小巷，既向群众进行了宣传，也使自己受到了教育和锻炼。
体育运动在二中具有悠久历史。早在解放前，二中的篮球队“串队”（队名）就成绩不凡。解放后学校的体育运动得到进一步普及，许多项目都曾在全市中学生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如篮球队和排球队都曾获得全市冠军。排球队因为连续三年获得冠军，还捧回学校一个永久性的奖杯。此外，跳高、手榴弹、跳远等都取得过第一名。乒乓球运动是我校的传统项目，校乒乓球队培养出大批优秀队员，输送到区、市，以至国家队中去。学校的体育运动成绩突出，但开展体育活动的条件并不好。运动场所少，操场小，师生们就因地制宜，多开展占用场地少的体育项目，如跳绳等。每当课间操和冬季长跑开始时，全校师生全部出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