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又名凉州，意为天气寒冷。早先称永州，即“龚宇九州”中的永州。
在汉武帝开辟走廊之前，月氏人在敦煌居住的时期，月氏人随和、热心肠，先后与原属昭武九姓的粟特人、汉人，以及白姓的龟兹人、罗姓的土霍洛人通婚。当地文化呈现出汉-粟特-佛教的混合特征。人们主要从事商业和放牧，为从东到西来往的客人提供餐饮和住宿服务。敦煌汉武帝以前，主要居民传入，尤其是建兴人和突厥人。
粟特人后裔保留了昭武九姓，呈现出胡汉混姓的特点，包括胡、黑鬼、安满奴、安超超、曹等典型描述，或以伪音名出现的胡人，以及一些与粟特人通婚的融合了汉文化和粟特文化双重道德名的军官和行政官员，如安文信、康通信、康等。粟特语是伊朗语言之一。安禄山的父亲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
后来粟特民族逐渐与波斯人和土耳其人融合，形成了今天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的祖先。粟特人的婚姻是以一夫多妻制为基础的，粟特人的第一任妻子多为同一家族，如康阿依曲达干的石夫人、安普的康夫人、米的米夫人等。康、安、密、史都是粟特人的姓氏，但也有异族通婚的，比如安禄山的生父本名康，养父姓安，生母姓突厥的阿希德，也是异族的大名。结了婚的妻子地位很高，可以和丈夫坐在沙发上见客。法律不仅允许丈夫与她离婚，还允许她抛弃丈夫，有权再婚。因为粟特人去很远的地方做生意，他们的性生活无法被一夫一妻制紧紧束缚。所以，还有其他嫔妃。这些二奶都是外地人，有些还是奴隶。
粟特人属于剪头发的民族。按照波斯人的发型，粟特人也是如此。《郭康传》记载了女子发髻。而品智肯特壁画中的女孩的发型是五根辫子，左右两根，脑后一根，女子的发髻也是辫子编的，脸上一条黑毛巾。
粟特人一般穿白色衣服。林慧《诸经音义》卷二十一说:“西域俗人皆穿白衣。”玄奘也说:“姬是素衣，猛人穿皂衣。”黑色是丧服的颜色，不要带。因为粟特人是重商主义者，所以服装色阶没有区别，其余颜色都不一样。所谓“素衣”不一定全是白色，更多的是绿花。一般都戴尖尖的虚拟帽子，大概是古代塞浦路斯人的习俗。有些帽子有前檐；叫卷檐虚帽，方便遮阳远视，适合长途旅行。
粟特人以小麦粉和羊肉为主食。林慧《诸经音义》说，“胡食者，即烘饼、胡饼、塔纳等物。”宫，即油焖饭，现在称为抓饭，是一种将米饭与羊肉、葡萄干混合制成的焖饭。今天的肉饭必须配胡萝卜和洋葱。那时候已经种了洋葱，胡萝卜还没到，和今天的抓饭略有不同。
烧饼是今天维吾尔人吃的馕。胡饼上面撒上胡麻，就像今天的北京烧饼。元楚才甚至在河中办了一次鸡舌宴，由此可见粟特人懂得养鸡为食。酒是一种常规的餐桌饮品，盛在特制的碗状酒器中，由金、银、铜等不同材质制成。在岑参的诗中有“交河酒是金酒器”这句话，指的就是这个酒器。
再说匈奴，匈奴歌谣云，“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甜；我失去了我的山，这使我的已婚妻子无色。”这是公元前122年，匈奴失去河西走廊，霍去病两次远征匈奴后发出的哀歌谣。事实上，对于匈奴来说，失去河西走廊后，他们不仅失去了养马基地，还失去了军事生产中心和金属加工冶炼基地。匈奴，曾经是北方的彪悍民族，曾经是马背上的叱咤风云。但最终不仅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就连让欧洲闻风丧胆的匈奴神话西进也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匈奴是最早与汉族发生关系的古老民族之一。据史书记载，匈奴在尧时的名称是颛州，在周时的名称是颛州。后人也称匈奴为“戎狄”，散居于黄河流域，与汉族杂居。后来，秦、赵、燕修建了长城来拒绝它。这些部落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分散在山谷中或者追逐水草，发展缓慢。于是，匈奴在成长之初，总是被汉族所排斥。
国与国之间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要不是西边的匈奴经常南下河西走廊，匈奴不断突破长城入侵中原，恐怕汉武帝也不会想到为了解决匈奴问题而开辟这条河西走廊。匈奴在单独行动的时期处于最辉煌的时期。他骁勇善战，带兵有方，逐渐统一了分散的各部，吞并了周边小国，与汉朝展开了近二百年的争斗，导致汉初诸王以和亲政策改善了汉匈关系。公元前201年秦汉之际入侵太原。高祖去太原驱逐匈奴人，但他被匈奴人围困在平城附近的邓白。经过谈判，达成了协议。在协议中，汉高祖向匈奴做出了让步，并娶了一位中国公主或宫女到山雨。这是匈奴对中国的第一次军事胜利。
公元前177年，莫顿彻底征服了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作为茅盾的儿子和继承人，可汗将大月氏驱逐出河西走廊，迫使他们向西迁移。公元1世纪左右，西迁的大月氏统一了各部落，建立了古代历史上著名的贵爽王朝，其疆域从阿富汗扩展到北印度的旁遮普。
汉朝从骨子里还是排斥匈奴的。当汉朝国力渐强，汉武帝即位后，立即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把匈奴赶回漠北。他派张骞出使西域，想联络大月氏共同对付匈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历时20年，足迹遍及西域的大岳、大湾、康居、乌孙等州。虽然未能说服西域各国共同围攻、抗击匈奴，但他为中国与中亚的联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前129年开始，汉武帝以一国之力，力推民意，开始连续打匈奴。公元前121年，年轻的骠骑英雄霍去病将军率领一万骑兵将匈奴赶出了离凉州、甘州、瓜州不远的甘肃部分地区，完成了占领。公元前119年，汉军取得了对匈奴的决定性胜利。卫青和霍去病穿越戈壁，深入匈奴帝国中心。卫青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伊赤邪单于，迫使匈奴逃亡，杀死或俘虏两万人。霍去病的远征更大胆，深入漠北2000里，到达二浑河上游，战果辉煌。这一战让匈奴在整个西汉时期再也没有威胁到长城脚下和沙漠地区。这场战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对北方蛮族最成功的一次反击。从此，匈奴失去了对河西走廊的完全控制，而一首匈奴歌的唱响，恰恰表达了匈奴失去了郁郁葱葱的河西走廊的遗憾。匈奴，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令人闻风丧胆的强大北方民族，这个也让早期达汗王朝“谈匈奴色变，得呼玛一瞥而逃”的民族，永远消失了。然而，匈奴健儿咆哮狂奔的身影，在河西走廊的历史长河中，永远无法抹去。匈奴人从河西走廊一步步迁徙时所唱的歌谣，永远回荡在世界历史上，举世瞩目:
我丢了祁连山，让我的六畜没有好好休息。
我失去了我的山，让我的女人失去了颜色。
此后，汉武帝在甘肃设置了四个军县:武威县、张掖县、酒泉县、敦煌县。
《水镜注》中有一段材料记载，西汉时，永州因地寒凉，据“五行说”改为凉州。虽然这个地方天气很冷，但是对于整个中国古代史来说，这个地方一直是一个很“热”的地方。河西走廊很多地方都出土了汉简，大多是在烽火台遗址发现的。比如武威地区出土的著名的《礼乐简牍》，记载了古代人的礼乐礼仪，还有王杖简牍，一度引起史学界的极大关注。这些汉简留下的历史信息非常丰富，不仅有关于河西走廊的，有关于中原王朝的，还有西域各国使臣的记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汉代西北地区历史的了解。
在河西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来自东部的汉族、党项、满族，来自蒙古高原北部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蒙古，来自青藏高原南部的羌、吐蕃、吐蕃，来自西部的昭武九星等胡、回、哈萨克民族，来自西部的乌孙、月氏等民族，
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国家走廊”的概念。地处丝绸之路要道的河西走廊是中国路线最长、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文化积淀最丰富的民族走廊。河西走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从汉武帝开始，蜿蜒曲折的河西走廊与中原大陆相连，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西晋之乱后，中原地区大量家族南迁，但也有一部分迁往河西走廊，因为河西走廊比较偏僻，相对安全，极大地促进了河西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
陈石·银雀在他的研究中指出，隋唐时期的一个分支起源于五粮文化的影响。“虽然隋唐的制度极其庞杂，但我们找不到三个来源:一个是魏、齐，一个是梁、陈，一个是魏、周…魏齐之源还包括河西的一个分支”。
敦煌文化的第一个出口:前秦灭前凉，将前凉一族迁到长安，既带来了人口，也带来了文化。秦的败亡降温也是如此，很多降温的上层贵族迁移到了长安。这是敦煌文化第一次输出，主要有三点: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宗祠制度和贵族家庭的风尚，佛教信仰。据《隋书》记载，一些礼乐制度也迁到了长安。北魏灭北梁后，完全继承了五梁时期的文化成果。河西大量人口内迁，约3万人，总数超过10万人，对北魏的发展影响很大。许多著名学者在北魏政治舞台上身居要职，孝文帝改革时他们更直接地参与了礼仪制度的制定。
从西汉(公元22-24年)的赤眉、通马，到东汉(公元184-192年)的黄塔军，再到西晋(公元301-349年)的十六国分裂，再到隋末(公元616-618年)的瓦岗军起义，河西五郡都有世家大族，都有大家族，都有独立的势力，都自保于黄河，没有受到战争的大破坏，使他们
西汉初年张骞“凿空”不久，粟特等中亚、西亚民族大量涌入河西，到唐五代达到高潮时，粟特等民族的胡文化也传入，为河西当地的社会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和营养，使这里的文化面貌呈现出新的面貌。比如当时敦煌有13个乡，其中从化乡就有粟特人居住，其他地方也有很多散居的胡人。敦煌当地的民俗，如竞赛、婚丧、服饰、饮食、乐舞、体育等。，都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再比如隋唐九曲。西凉音乐、龟兹音乐、天竺音乐、郭康音乐、疏勒音乐、安国音乐都是通过河西传入中原，盛行于宫廷。至于西域百戏、胡璇舞、胡腾舞、折枝舞等。，它们也流行于河西，流行于内地。
东汉应劭对敦煌一词的解释是:“敦，大业；黄，道。”有些学者不理解它的意思。他们认为敦煌地方小，人口少(汉唐时期敦煌绿洲人口不到两万)，地处偏僻。为什么这么大，这么繁华？早在唐代，著名地理学家李继孚就解释说:“敦，大业；它以对西域的大开放而闻名。”意思是说，敦煌之所以被赋予如此隆重的名字，是因为它在开拓西域方面的重大意义。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汉代从敦煌的玉门关、阳关到西域有两条路线，到曹魏时增至三条。《后汉书·郡县志》引用《史记》说:敦煌“国宜居龙头，地宜空…华容道一交，便是一城。”敦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中华民族与西方国家互动的国际大都市。隋唐时期，通往西域的道路有北、中、南三条，但无论哪一条路“发源于敦煌”，“总集敦煌为其咽喉之地”。
公元764年以后，唐朝和吐蕃王朝争夺河西和西域，使河西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元764年吐蕃王朝攻陷凉州后，甘州、苏州、瓜州依次沦陷。公元770年左右，战火在敦煌附近燃烧，百姓和守军坚持抵抗了11年。最后吐蕃赞普允许他们不出境，结盟媾和，接受吐蕃王朝67年(公元781-848年)的统治，使敦煌成为河西四郡中唯一的一个。到公元848年吐蕃王朝衰落，能使西域和数千里河西疆域归属于唐朝的，是居住在敦煌的数万唐人、回纥、吐蕃等民族及其首领张义超。之后唐朝建立了以敦煌为中心的归义军团，一直延续到唐末五代北宋，直到公元1036年西夏统一河西。
甘肃最早的名称不是来自中原王朝，而是来自西夏。西夏的统治者李元昊占领了河西走廊的瓜沙苏干国，并在那里建立了甘肃军分区，因此甘肃这个名字被首次记录下来。
唐朝武则天攻打河西世家之后，河西走廊的世家大族纷纷南迁，纷纷被杀，敦煌慢慢失去了实力和信仰。唐朝中后期，敦煌先后被回纥、契丹、党项控制，但始终受到各方青睐，社会经济并未受损。但是原本淳朴高贵的基因被破坏了，尤其是武则天从中原移民13万人，商业得到了发展。然而，街道上的人们确实很繁荣，但是这些人群受到了农业文明的影响。宋朝国力虽强，却失去了原始游牧时期那种坚韧有力的风格。
宋神宗任命王安石变法时，有一个著名的“西河开边”，主旨是彻底解决西夏问题。王绍至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先后收复西河、渭河、洮河、岷、迭荡、荡荡等州，给北宋带来了新的面貌。但是，这些领土都集中在河湟地区，远远没有完全收复河西走廊——光复。王安石下台后，边境开放暂停。五十多年后，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同时，他们也永远失去了对河西地区的控制。
项氏崛起后，敦煌彻底乱了，民风败坏，杀人放火，盗贼泛滥，人心防贪。党员在臣服与背叛之间反复无常，但李元昊称帝后，宋政府就没有资本对他们发号施令了，甚至每年还要给西夏一定数量的铸币。敦煌彻底没落了，没有了主心骨，没有了发展的理想信念，没有了可歌可泣的故事。当然，宋代的敦煌壁画更华丽，更注重艺术，但在正能量分享方面，根本不值一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