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是什么意思(蚁族对大学生意味着什么)
杨廷瑄:“男孩危机”与中西男性气质研究
作者:杨廷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助理、政策分析师
来源:《IPP评论》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男孩危机”的本质是传统性别观念下的男孩问题。(来源:网络)
今年年初，男性青少年性别气质培养等相关话题引发热议。关于这个话题的提案也有很多新闻报道。比如，苏州大学校长建议关注性别差异，让“男孩更像男孩”[1]，全国政协常委施予夫建议“关注和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趋势”，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建议“提高中小学男教师比例，防止学生阳刚之气流失”。根据上述建议，
一、“男孩危机”是什么:现代性别辩论
“男孩危机”不是一个新话题。10年前，媒体和学术界有一些争论[2][3]，但仍不时有争论。然而，争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未成年男子在学习、教育和个人发展方面是否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或结构性歧视，甚至他们是否处于“重大危机”之中。这种关于“现代男性气质”的讨论，其实反映了随着社会剧变，个体对性别认知的焦虑和不安越来越严重。
支持“危机论”的学者认为，男女高考状元性别比例失衡、男生在学业上普遍落后于女生、男生应试教育的“先天”劣势以及男生成长过程中缺乏父亲、男教师等男性榜样，都表明男生处于各种困境之中，社会需要认识到客观的性别差异，进行性别差异教育。
反对“危机论”的学者认为，将中国男孩命名为“处于危机中”，说他们“需要被拯救”，不仅会引起男孩自身的认知焦虑和家长的教育焦虑，还会强化教育过程中的性别差异，也违背了“教育公平”的理念。刻意突出男生的低分，其实忽略了应试教育不仅仅是针对男性群体。然而，尽管女孩的入学率高于男孩，但在高水平教育系统中，妇女的比例正在逐渐下降。
支持者只看到了女生在学习上的进步和优势，却刻意忽略了女生在入学、上学、甚至找工作、工作晋升时所面临的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因此，有学者强调“不仅男孩需要拯救，女孩也需要拯救”。10年前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今天，双方的声音依然存在，更有甚者。
那么，男生真的陷入危机了吗？对于目前中国存在的“男孩危机”问题，有学者认为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即横向的群体比较(如男孩群体与女孩群体的比较)和纵向的男孩自身发展史的比较[4]。横向来看，宏观研究指出，女性的教育优势并没有改变她们的社会优势。即使扭转了教育的性别比例，传统性别观念下男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优势仍然没有被扭转。生育、婚姻和家庭责任造成的妇女就业困难依然存在[5]。
微观教育研究表明，虽然女生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和家庭帮助(比如女生语文成绩比男生好，数学成绩比男生差)扭转学习中的性别刻板印象，提高数学成绩，但性别社会化过程中“女生数学成绩差”的自我否定倾向对女生的自我认知能力有着长期且不可逆的影响[6]。也就是说，如果男生陷入了学习和个人发展的“危机”，那么女生的日子会更不好过，女生也会陷入同样的困境。
再者，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性别气质的表达也是通过社会互动和社会化形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男性气质的身份已经无法在生理分裂的双重性别观念中确立，传统的男性气质在新的社会建构过程中得到多元化、光谱化的发展。也就是说，上面强调的“男孩危机”本质是传统性别观念下的男孩问题。
传统的性别观强调男性必须具有阳刚、粗犷、理性、勇敢、冒险和竞争的特质，而女性则被期望具有阴柔、细腻、感性、柔弱、安静和妥协的特质。这是一个二元的性别概念，也是对垂直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男孩危机”实际上是传统性别观念的危机，是新男孩气质对传统观念投射的男孩气质的挑战。
因此，从以上两个角度的讨论，我们发现所谓的“男孩危机”，可能是过去传统的性别观念意图对当下男性青少年的气质施加压力和影响，甚至可能加剧当下女孩的“性别困境”，进一步恶化现有的性别不平等。
由于传统的双重性别观念已经不适合当下性别观念的发展，理解和接受现有的、多元化的男性气质，将会启发社会培养多元化的男孩期望，培养更健康、拥抱多元化社会价值观的现代男孩。也就是说，构建现代男性气质图景，是帮助中国男孩摆脱“男孩危机”污名的可行途径。
二、男性气质研究的探索:西方男性气质理论的发展
所谓性别表现，即一个人的气质与性别表达有关，包括男性气质、男性气质或女性的阳刚与阴柔。事实上，性别气质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不是规定性的概念。因此，上文提到的阳刚之气和本文所讨论的阳刚之气，生动地包括“(与男性相关的)习俗、行动、态度、性、情感、立场、肢体表达、组织、制度以及与文化上被视为男性的人有关的各种期望(甚至不限于此)”[7]。
当代男性气质是什么样的？这一部分将简单梳理中西方对男性气质的研究和发展作为脉络。历史上，男性长期占据着性别特权的有利地位。了解男性气质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性别是如何建构的，如何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内化自身，如何在男性的位置上完成社会化性别的生产。
回顾男性性别气质的研究，按照怀特海和巴雷特的观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男性社会学经历了三次突出的理论浪潮，其中一些浪潮也不同于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范式的发展和转型[8]。20世纪70年代以前，男性气质的研究还没有进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心理学家使用标准化的工具来识别和测量男性气质的属性。
心理学家根据性别角色理论建立心理测量方法，根据男女生理差异及其对应的社会规范和期望来决定什么是阳刚之气和阴柔之气[9]。比如，心理学家贝姆根据性别角色理论编制的《性别角色清单》被广泛用于衡量男性的阳刚之气[10]，此时的男性阳刚之气是一个单一而连贯的建构。但是这种心理学方法在我们研究社会交往中的阳刚之气时是行不通的。
真正意义上的男性社会学研究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女性主义发展思潮中。除了讨论女性，女性主义的另一个核心关注点是理解男性气质。通过将男性置于性别等级中，揭示了社会不平等组织背后的逻辑，暴露了男性特有的社会习俗，从而再现了社会的分化和两性之间的不平等。朱迪思·布尔特强调性别的表演性，它是流动的而不是固定的。她认为“性别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种正在进行的行为，就像一个动词一样”(性别不是一个名词，但总是一个在做，就像一个动词)[11]。不能说女性气质或男性气质是与生俱来的，也不能说是外界、社会规范或权威压力强加给我们的。人们把自己定义为男性或女性，所以性别是正式构成和社会建构的。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雷文·康奈尔认为，性别是“实践的结构”，重点应该放在“人们实际做了什么，而不是他们所期望或想象的”。康奈尔从学校内部开始研究人种学。最初的社会化理论发现，学校中的性别社会化使学生服从并内化了对立互补的性别角色(男孩应该更像男孩，女孩应该更像女孩)。在这个过程中，康奈尔发现学校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男孩”和“女孩”，它们具有多样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而各种气质不是双重性别的消除，而是一种等级关系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别不是一套被动内化和制定的固有社会规范，而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产生和复制的。
康奈尔借用葛兰西的霸权分析理论，试图掌握权力关系的过程。她把最理想的男性气质称为“霸权男性气质”(也称霸权男性气质)，这是文化上对男性气质的追捧[12]。康奈尔认为，维系男权社会的力量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阳刚之气，这种阳刚之气不仅存在于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也存在于不同的男性群体之间。
在康奈尔看来，性别不平等只有一个结构性事实:“男性在全球范围内主导女性。”这种支配地位不仅可以定义为男性的支配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还可以定义为其他(或弱或从属)男性的支配地位，如同性恋者和没有男子气概的男性。在这里，阳刚之气支配着社会和文化期望，而社会和文化期望通常要求并规范着男性的行为语言和行为习惯。
康奈尔还指出，因为性别是社会实践的结构，这种结构下的“生殖阶段”会对具体情况做出反应。比如，很多男性仍然渴望通过“征服”(周围的一切)来展现和验证自己的男性气质，但这种欲望所产生的攻击性、支配性和情感压抑的行为越来越被视为自我毁灭，这种极端的表现可能会进一步将支配性的男性气质发展成有毒的男性气质。
当康奈尔的阳刚之气理论应用于实证研究时，学者们会重新解读家庭中男女的性别秩序和家庭中性别角色的规范标准。康奈尔通过梳理男性气质的权力等级关系，总结出除了霸权男性气质作为主导和支配地位之外，还有其他三种类型的男性气质，包括依附于主导男性气质的从属男性气质、虽不支持霸权男性气质但受益于“女性对男性的整体依恋”的合谋男性气质、被主流排斥的边缘化男性气质(如美国社会中的有色人种、移民和工薪阶层男性)。
以上四种阳刚之气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康奈尔强调的是这四种阳刚之气之间关系的构建和变化。因此，康奈尔的理论为研究父权社会中的各种男性类型提供了一个关系视角，并探索了男性如何与其他社会结构(种族、阶级等)相互作用。).
三、本土男性气质的探索:中国男性气质的理论与研究
在中国的男性气质研究中，皮兴灿和王希英[13]认为，中国的男性气质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深受西方男性气质理论的影响。一开始侧重于文化研究，多以文学作品、影视广告等大众文化文本为分析材料，关注“历史的”、“文本的”或“创造的”静态男性形象。首先，它与儒家文化的社会规范相联系。
中国学者雷金庆在《中国男子气论》一书中对中国文化中的男子气概念进行了梳理，将其分为“文”(文学修养、教养风度等属性)和“武”(强调强健体魄、大无畏精神和高超武功等特征)。他以“文”和“武”作为形成中国男性气质的方式，中国传统的男性形象就来源于这两种。他认为中国男人的形象不符合西方男性气质的刻板印象。按照东方传统，中国人的阳刚之气根植于中国历史上的男性形象，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男性之间的联系和区分都离不开贫穷和财富、成功和失败”[15]。
雷金青认为“文”优于“武”，“文武双全”是中国人最理想的阳刚之气类型。他着重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主流阶层中的士大夫和武将形象，阐释传统儒家如何将“文为士，智而强，体而弱”和“武相反”的传统刻板印象灌输到社会规范中。武文理论被用来分析流行文化中的男性气质，如流行文化中的“美少年”形象。他们对外表和生活享受的强调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完全颠覆了传统的男性形象，与男性气质中的“文”紧密结合。雷认为，这体现了男性气质更加多元化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男性形象可以从“文/武”的角度来描述，但很难延伸到现代社会多元化的男性形象。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结构的流动重塑了农民工家庭结构。起初，男人进入城市工作，而女人呆在家里。此时，家庭中的父权制是“流动的”。21世纪，已婚女性也外出工作，新的家庭结构也促进了新的性别关系和性别气质的重构。
其中，蔡玉平等人[16]研究了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家庭。蔡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夫妻双方都需要外出工作的情况下，家庭内部男女之间的性别合作发生了变化，男性农民工为了保持在家乡所期待的传统男性形象，做出了一种被称为“男性气质的妥协”的表现。所谓“男性气质的妥协”，是指男性农民工在农村社会中承载并坚持着重男轻女的家庭传统(如家长制、从属于丈夫居住地、男性对女性的权力和男性养家糊口的责任等)。);另一方面，需要在城乡流动的新形势下，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进行协商、调整或让步，构建一系列不同形式的新旧混合流动家庭关系。
这些妥协具体包括:主动承担越来越多的家务，将管理家庭经济的权力转移给妻子等。为了保证家庭的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男性农民工现在不得不调整自己的阳刚之气。文章指出，这种妥协更多的是出于务实的考虑，而不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进步。
这种“妥协”阳刚之气的变化，也体现在罗牧原、陈婉婷[17]对郑州蚁族(高学历、低收入、共同生活的大学毕业生)男性的研究中。作为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之一，《蚁族》中男性性别身份的建构不仅仅局限于性别领域，还体现在性别与阶级、城市/乡村状态等因素的纵横交织中。生活在城市乡村的“蚁族”男性，夹在对中产阶级生活的强烈向往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之间，不得不妥协自己的阳刚之气，重新定义和重新谈判自己作为恋人、丈夫、父亲和儿子的角色。
一方面，他们在家庭关系、与伴侣相处以及日常家务方面做出了让步。另一方面，它试图通过重新定义和诠释阳刚之气来保持其象征性的主导地位(例如，他们认为做家务、照顾孩子甚至全职待在家里是阳刚之气的要求之一)。
国内对男性气质的研究已经从文化研究转向社会研究，对男性气质及其相关的家庭、职业、阶层、户籍等社会因素进行交叉分析。然而，观察的对象集中在那些具有男性气质而非主导男性气质的人身上，范围从属性、共谋到边缘男性气质。这些男性不具备康奈尔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描述中提到的主流、社会阶层高、重男轻女的利益获得者的特征。
第四，真正的“男孩”形象:重构多元包容的男性气质。
虽然本土研究的数量相对较少，但其研究思路和发现让我们对中国的男性气质有了新的认识:首先，现在的男性气质已经不能再回到过去“男性主导、女性主导”的传统性别想象，因为经济发展导致的城乡迁移以及家庭分工和育儿任务的变化，大多数非主导的男性为了生存和发展，只能改变自己的男性气质，以配合女性，参与家庭任务。
其次，除了上面提到的性别气质的被动变化过程之外，日益流行的性别平等、多元化观念，丰富了男性气质的类型，男性气质还可以包括温柔、感性等。，这在以前被认为是“女性气质”。因此，经过社会流动和性别观念变化的洗礼，我们对男孩成长的要求不能停留在过去传统的阳刚观念上，而是需要结合现有阳刚观念的发展变化来探讨。
男性气质的内涵和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但至今仍未能摆脱父权制的束缚。宣传传统的显性男性气质，无疑不利于我们改变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性别不平等观念，也会导致强者对男性内部弱势群体的歧视和压迫。基于传统观念的男女不平等秩序依然根深蒂固。
因此，要解决“男孩危机”，指望男孩发展成主流的、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气质是非常危险的。性别气质最重要的内涵应该是多元包容。只有当社会摆脱传统的男性主导的霸权话语，发展多元融合、包容差异的开放文化，我们的青少年才能健康成长，不分性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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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陈婉婷罗牧原。在性别与空之间:建构“蚁族”的阳刚之气[J]。中国青年研究，2017(09):64-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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