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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神宗朱翊钧,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生母孝定太后李氏。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三月十一日,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明穆宗驾崩,十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明神宗朱翊钧在位之初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国力得到恢复,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明神宗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执政后期,荒于政事,因缺乏张居正这样的贤士应对督导,又因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自此不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强征矿税,亦是明神宗在位期间被世人议论的一大诟病,并使明朝逐渐走向衰亡。

  明神宗在位期间,衰败的明王朝也在这个时期,走向活泼和开放, 明朝的经济处于当时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在此期间,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外国传教士也纷纷来华,例如,利玛窦就觐见过明神宗,开始西学东渐, 整个社会也出现了反对封建礼教、个性解放的精神。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崩,终年五十六岁,庙号神宗,葬十三陵之定陵。死后由长子朱常洛继位。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明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明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

  朱翊钧的祖父世宗嘉靖帝晚年迷信道教,“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嘉靖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直到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明穆宗才为他赐名,叫朱翊钧。明穆宗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三月十一日,因为成了其父子嗣中最年长的,故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宫人,后母以子贵,晋升为贵妃。

  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朱翊钧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明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非常严格。朱翊钧小时候稍有懈怠,李太后就将其召至面前长跪。每次遇到讲筵的时候,李太后都令经筵讲官入前亲授。没遇到早朝的时候,五更就到了朱翊钧的寝宫,早早将朱翊钧叫起。

  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朱翊钧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他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明穆宗病危,三天后,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明穆宗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十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明穆宗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崩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万历皇帝继位伊始,大学士高拱马上呈进新政五事,要求其御门听政,亲答奏请,面见辅臣,议处要事,且一应章奏览后俱须发送内阁看详拟票,杜绝内批留中。虽然高拱的本意在于“以主上幼冲,惩中官专政,条奏请诎司礼权,还之内阁”,但仍可看出他对于幼年皇帝朝夕训诲的急迫心情,初衷未为不妥。然而,当时正值主少国疑之际,“上冲年在疚,拱默受成于两宫,权不自制,惟恐外廷之擅”。在读书方面,朱翊钧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

  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明太祖朱元璋之外,像朱翊钧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朱翊钧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

  朱翊钧即位时,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内阁纷争倾轧,整个朝廷也没有能够挽回嘉靖一朝的积弊。按照明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可在宫中,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明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

  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有文艺素养,所以很受明穆宗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通过遗诏,驱逐了政敌孟冲,亲自任司礼监掌印太监。

  此时的内阁首辅高拱,却对冯保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

  明神宗即位后,高拱“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恰恰触犯了“自负付托之重,专行一意,以至内猜外忌”的为臣大戒,最终在官场角逐中失利。人事变更的结果,张居正依序升为内阁首辅,责无旁贷地肩担起培养万历皇帝的重任。

  此次政治震荡,对幼小的万历皇帝产成的刺激也颇为深刻:“专权之疑,深中帝心,魁柄独持,以终其世。晚虽倦勤,而内外之间,无复挟恣意如初年者。主术所操,为得其大也。”

  而且高拱为人性格执拗,出言偏颇。明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明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明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

  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同时,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堆积如山。面对重重困难,万历皇帝没有畏缩不前,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朱翊钧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