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是藏语的音译，翻译过来就是吉祥的意思。如藏语中的“扎西德勒”就是藏族人表示欢迎、祝福的问候语，表达吉祥如意的心愿。
而今天，我所说的扎西，所说的扎西往事，虽与扎西表面字意无关，是关于当年红军在云南威信县扎西镇境内发生的一段往事，但这一段往事所带来的对红军的运气，却也蕴含了吉祥的意思。不得不说，扎西镇是一个给红军带来好运的地方。红军走到扎西，是迫不得已的一次休整与转兵。
原来，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兵分三路进入习水，向赤水进发，拟从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蒋介石紧急调集川滇黔湘桂五省兵力，一方面重兵封锁长江，另一方面向土城四周的松坎、温水、赤水、叙永、合江一带推进，企图围歼红军于黔北一带。
可叹的是，红军由于对敌情知悉有误，导致伤亡很大，迫不得已，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战场之中，即青坡杠召开现场紧急会议，会议很快取得共识：红军必须迅速撤离战场，渡过赤水河（后称为第一渡赤水）。
于是，红军被迫进入云南威信、贵州毕节、四川叙永三省交界处一带集结。1935年2月5日，红军在水田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非常的重要会议，即鸡鸣三省会议。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延续与补充，因为会议首先调整了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其实，从组织上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为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红军边打、边走、边开会，从1935年2月5日至2月9日，在云贵川三省结合部的扎西县境内，在水田寨、大河滩、扎西寨连续召开会议，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将鸡鸣三省会议连一起，统称为“扎西会议”。会议连接讨论了红军战略方针等当前的迫切任务，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件，保存至今的有《遵义会议决议》、《决议大纲》等。
扎西会议是长征中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和遵义会议决议的正式成文，都是这次会议最后完成的。这次会议为实现长征中的战略转变，进行了切实的指导和部署。同时开始了以负党中央总的责任的张闻天和红军实际上最高领导的毛泽东互相配合，领导全党全军的新格局。
然而，当年红军在扎西所发生的事，还远不止这些，如除了召开密集性的会议，制定战略决策，还大力开展了长征路上第一次的精兵减政等重大工作，为紧随而来发生的历史选择四渡赤水作好了铺垫。
一、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
二、缩编精兵的内在动力。
一、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
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这已是共识。我们知道，由于遵义会议期间，军情紧急，遵义会议被迫中止，会议上形成的决议还未来得及书面传达，便开始转兵，这也成了下一次军情稍缓时召开会议要落实的迫切问题。
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分左、中、右三路北上，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并于27日全部进抵赤水河以东地区，准备在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然而，尾追而至的川军郭勋祺部步步紧逼，随即在土城爆发了战斗。
1月29日，撤出战斗的中央红军，在土城、猿猴两地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继而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转向川滇黔三省边境国民党军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集结，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可见，土城战役的失利，中央红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被打乱，只得在战场青杠坡召开战时会议，决定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转移，从而变不利为有利，扭转了中央红军的不利局面。
正因如此，毛泽东曾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2月5日，中央红军进入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带，云南省扎西县境内水田寨西边二、三里路的村子高坎（或花房子），刚进入水田寨边境时，就发生了啼笑皆非的事。
水田寨乡民防队长杨传方以为是在黔军任旅长的郑绍尧带兵还乡，急忙带领10多名乡丁前往迎接，经红军查明情况，杨传方一向鱼肉乡里，于是立即收缴其全部枪支武器，并将杨押至大河滩处决。
后来虽然还有国民党镇雄独立营彭兴周、张仲三两个连和民团首廖继三带领约300人，盘踞在两座碉楼和三个大院向红军开枪骚挠，但他们都享受了红军一顿痛快还击，被毙、伤10余人后，不敢再打，红军顺利通过。
当危险解除，中央红军便立即在此地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延续了遵义会议的精神，讨论常委分工，最终决定：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负党中央总的责任，史称“博古交权”，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还是在这一天，2月5日，在高坎（或花房子），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作出了关于“中央苏区”问题的决定。使中央苏区工作有了正确的路线和贯彻正确路线的组织保证，纠正了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工作的混乱局面，从而开始了党中央对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
2月6日至7日，在扎西的石坎子、大河滩，中共中央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红军今后的战略方针，决定了暂缓执行渡江入川计划，回兵黔北，以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川滇黔边寻机作战，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2月8日，在院子，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要知道，在扎西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这个《遵义会议决议》，是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所扼要地论述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军事路线与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的第一次系统概括。
并且在当时，《遵义会议决议》是在全党内开展与深入“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彻底纠正过去的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央红军与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粉碎“围剿”，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2月9日，在扎西镇江西会馆，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的问题是中央红军缩编问题及二、六军团战略方针与组织问题，并作出在扎西整编的决定。
2月10日这一天，新任党的总负责张闻天在扎西召集的军委纵队党员干部会议上作了《五次反“围剿”的总结与目前任务》报告时，向大家讲了中共中央和军委刚刚作出的战略决策，提出当前的任务是：“现在我们要求打胜仗。消灭川滇黔军阀。
也在同一天的《红星》报第9期，还发表了题为《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的社论，传达扎西会议改变战略方向的决定。
从上可以看出，在扎西境内连续召开的会议，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完成了遵义会议后三班次空的“常委分工”，博古交权，毛泽东军事地位进一步，确立彻底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
第二、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精神在扎西地区迅速传达到部队中，对统一和稳定党和红军的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军心大为振奋。
第三、扎西会议完成了新的党中央重新开始实施对中央苏区和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并对全国革命有关问题作了部署；
第四、确定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作出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的重大决策；
第五、完成了扎西缩编强军的新征程。
二、缩编精兵的内在动力
扎西整编是扎西系列会议中所作出的一项重要的关于整顿士气的精兵决策。
整编，不是吧。中央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率领86000多名红军将士，被迫长征以来，在突破敌人的五道封锁线，特别是血战湘江后，减员过半仅剩下30000多名将士，士气低落，前景暗淡。在这个时候还要整编缩制，这是为什么？
在我们的印象中，红军曾经是一直扩编的。比如在当年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在创建第一支红军时，就是将唯一的这支队伍取名为“红四军”，而不是定为“红一军”，就是有点唬人的味道，让人觉得红军有四个军，实力是不可小觑的。
而如今怎么了？不需要虚张声势了吗？红军不是依然还很䊨弱吗？是的，一点也不假，红军虽然依然还小弱小，但是今时不同往日，过去是有险可据，以逸待劳：而如今却是绝地反击，需要更快速、更精干的队伍。所以正如后来评价说：“扎西整编，不仅是部队编制体制的‘轻装’和物质上的‘轻装’，更重要的是官兵思想上的‘轻装’，从观念上适应了大转移中的运动战。”
据扎西整编研究颇深的威信县人武部原政委邹光荣和县政府原调研员李天德所言：党中央批判了原来那种“搬家式”的做法，除了丢掉重型物资外，如印刷机、磅秤等400多件重型物资全部砸坏丢弃外，还丢掉了扫把、擦布机、烂手套等，干部战士无不拍手称快。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辛辛苦苦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包裹和箱子打开，却见里面装的是印刷机、修理器械、医疗器械，还有许多废旧的枪支、子弹壳、钢条等，最可笑的竟还有扫帚、擦机布、破工作服、烂手套、真是应有尽有。
见到这么一大堆破烂东西，大家对“左”倾指挥者真是义愤填膺。 因为，这些“家当”，曾经拖累得一个有6000人的教导师只剩下2000余人，而为掩护这些破烂物品而牺牲的两翼部队的战友们，更是不计其数。官兵更加坚信，只有彻底‘轻装’，贯彻毛泽东打游击战、运动战的方针，才能取得长征的胜利。
整编之前，红一方面军一共有30个团级作战单位。在扎西整编之后，红一方面军的四个军团都进行了“瘦身”，全军除了干部团，一共只组编了十六个团。其中，红一军团两个师六个团、红三军团四个团、红五军团三个团、红九军团三个团。具体是：
红一军团原辖的第一、二、十五三个师，因编制比较足额，只把第十五师归并入第一、二师，一、二两师的建制并未撤销，整编后仍保持两个师6个团的建制，只是把师部的机构作了精简压缩。
红三军团取消了师的建制，缩编为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等4个团。红五军团撤销了师的建制，缩编为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等3个团。红九军团并未撤销，仍保持军团建制，下辖第七、八、九3个团的建制。
机关和后勤人员大幅度精简，都充实到基层连队中去了。不仅如此，运输队、掩护队、保卫局、供给部等机构的大部人员，以及司号员、理发员、炊事员、通讯员等等，也都充实到基层战斗力单位。
在扎西整编之后，红军的一个团的兵力可达2000人左右，相当于整编之前的一个师。基层部队兵力的充实，也带来了战斗力的明显提高。
另外，红军还在扎西地区进行了扩红，其成果就是单独成立了一个新兵营；还有发动劳苦大众参加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及云南支队。正如当年陆定一、贾拓夫编写的歌谣《红军歌》中所唱：
“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整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
杨尚昆后来在他的《杨尚昆回忆录》中介绍扎西整编红三军团的情况：“一个月前，在遵义附近的懒板凳进行整编时，三军团已取消了第六师的番号，缩编为两个师又一个独立团。这次扎西改编，为了编足各个战斗单位，取消了师一级的组织，再次缩编为四个团，直属军团部指挥，可见在转战中损失之大。”
同时，为了加强川南的革命力量，党中央派原红五师政治委员徐策、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鸿泽等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率几百人在扎西东南的石坎子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积极活动于川滇黔边地区，策应主力红军作战。川南游击队在红军主力转移后，继续在当地坚持斗争。
红军在扎西期间，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并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争取当地群众理解、支持红军。经过扎西整编后，红军扩充了3000多人。
扎西整编，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一出好戏，让人意想不到，又恰如其分。整编后的红军战斗力大所提高。红军后来能在四渡赤水中，实施大踏步的机动作战，毛泽东提前进行的扎西整编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
所以说，中央红军扎西整编与秋收起义时期的三湾改编一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部队编制上的缩编，而是中央红军在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上的新起点，是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后，十多万红军战士用生命换来的经验，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体体现。
正是有了扎西会议及扎西整编后这样的大前提，于是在1935年2月15日的下午，中共中央在古蔺县白沙场召开了会议，鉴于敌军已经探知红军北渡长征的意图，并加以设防，因此，决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改向川西北发展。
2月16日，中共中央再次在崔家祠堂举行会议，发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在其中指出：为了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充实连队与加强连队的战斗力，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整编”，“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告全体红色战士书》的发布，为此后的长征鼓舞士气，凝聚思想，做了很好的铺垫，并解释了改变原计划的原因，决定二渡赤水，从此开启了红军战争上著名的“四渡赤水”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