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直播无疑是国内最火的互联网商业模式之一，顶流主播的影响力甚至不亚于一线明星，像“孙一宁怼王思聪事件”都溢出了直播的圈子，成为国人皆知的公共事件。
尽管如此，很多人对“直播”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传统秀场模式上，但美女看多了也会审美疲劳，如今绝大多数平台用户所追求的，其实是“一对一直播”（1V1）。
这个商业模式最初的雏形是随机视频社交鼻祖Azar，引入国内后逐步演进，直播、视频、语音三者结合，加上二次元声优的普及，又顺应了不断增多的线上心理解压和私密化的需求，最终衍生出这一新形态。
没有软色情、没有商业诱导，就是主播和你一个人互动，听你说，陪你聊。更进一步，甚至还有不露面的“声音鉴定”——很多人或许对一张张网红脸已经视觉疲劳，但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声音反倒有神秘感，显得更为纯粹，而一对一的形式也使人产生一种双方联系更紧密的幻觉。
或许有人会感到不解：“这还有人付费？这不是以前打电话给电台的老套路吗？”
看上去或许像，但内在其实已经很不一样了：用户并不是想找人解答什么人生困惑，就是想找人说说话，它在本质上确实还是“社交”，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形式。
在以往的年代，像这样的角色可能是某个可依靠的知交好友，但现在你可以花钱找到一个专业的倾听者，而用户也很乐于为此付费，这其实是把原先私密的非正式关系商业化、专业化了。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掏钱请人听自己说话？如果理解他们的处境，可能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这一用户群体大部分都来自北上广深这几个一线城市，一半多都是95后（Z世代），往往还是背井离乡涌入大城市寻梦的年轻人，他们在这个年龄的孤独感，是现在许多逐渐变油腻的中年人已经淡忘或者试图淡忘的。
他们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繁荣的时代，也因此经历了眼花缭乱的人口流动，很多人即便一直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也因为拆迁、买房而经历了原有社区的再三瓦解——你完全有可能在一个小区里住了十年，却从来没有去过一个邻居家里吃饭，甚至都不知道任何一个邻居姓甚名谁。别说是邻居，就连亲戚也往来日减，中小城市的亲友走动还多一些，在上海，不少人结婚成家后，甚至连父母也就一年看望三次——春节、五一、十一。
所有人都很忙碌，约一次朋友聚餐，可能好久都聚不成，因为不是这个人有事，就是那个人有事。渐渐地，就算是曾经亲密的亲友，彼此之间好像也有很多话说不出口了，那变成了我们每个人的“隐私”。与此同时，内心却又有一种不断膨胀的欲望，想找一个树洞去倾吐，否则那种难以压抑的情绪找不到出口，就会一直折磨我们。
这其实不算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每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历程中，或迟或早都会经历。德裔美籍心理学家弗洛姆在数十年前就曾断言“孤独是现代人的本质困境”，不论好坏，这也是当代中国人现代性体验的一部分，只不过它在和互联网结合之后，表现为一种年轻人亚文化。
只要能满足他们的内心需求，孤独的年轻人是最乐于付出的——无论是钱还是精力。身周围越是缺乏制度性情感支持，他们就越是会转向从网上寻求认同感，到后来，越是沉迷于“二次元”的虚拟世界，他们又越难回到“现充”的状态，甚至越发觉得现实生活无趣而痛苦。
无论是追星、游戏、腐文、ACG二创，很多人从中得到乐趣，他们觉得周围都是不了解自己的“陌生的熟人”，而网络彼端那些“熟悉的陌生人”反倒有很多话可讲、有很多共鸣。
正是这种潜在的动力，创造了中国互联网世界的传奇。尤其是到了web2.0时代之后，驱动网络内容生产的并不是用户想赚钱（因为大部分人都赚不了几个钱），而是他们在一个虚拟社区中得到了在现实中无法得到的认同感，他们免费出料出力，只是想得到别人的点赞，使自己的人生获得了某种微小的意义感。
到了这一步，一个在大都市里无根的年轻人，想让人来倾听自己内心，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了。如果身边找不到，那么花点钱在网上让人这么做，又有什么不可以？毕竟当下每个人都很忙，时间也都值钱，何况人家是专业的倾听者。
老一辈也许不太能接受将原本私密的非正式关系商业化，但对年轻一代来说，这样反倒干净，因为对方是真正在做“倾听”这件事，不会像亲友那样听完还来干涉你什么。
这也是当下吊诡的一点：人们既孤独需要陪伴，但其实又惧怕过于密切粘缠的关系，尤其是惧怕因此被人控制，所以，最好是买到一份“陪伴”，事后两清，没有什么烦人的纠葛。
然而，接入一个网络的诱惑，也会让人对社交产生一种错觉：有学者称之为“新修道院生活”（new monasticism），即误以为自己可以虚拟互动了解他人，并与他人交往。那其实不是真的，也无法逃脱内心的孤独感。
当然，很多人也并不想真的摆脱这种孤独感，但归根结底，面对现实生活才需要真正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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