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科举考试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而考试中状元是最好的,那最侥幸的状元是谁?毕沅有哪些故事?

最侥幸的状元是谁:

毕沅中状元前是军机处的一个小官,在那年的4月25日夜,他与同僚储重光、童凤三人在军机处值班。此三人都顺利通过了会试,准备参加于4月26日举行的殿试。储、童二人想回寓所准备明天的殿试,便对老实的毕沅说:“我俩书法好,有望夺魁。你书法不行,就别做非分之想了,替我俩代劳吧。”清朝殿试的确有偏重书法的现象,而毕沅的书法又的确不行,就答应了。当夜,陕甘总督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奏折转到军机处,毕沅详加研读。没想到第二天殿试考时务策,题目正是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毕沅胸有成竹,挥笔立就。开榜结果,毕沅高中状元。储重光中了榜眼,童凤则列二甲第六。当储、童二人得知那晚的事后,无不嗟叹。

最侥幸的状元——毕沅。

毕沅有哪些故事:

1、才子慈母教

毕沅幼年就失去父亲,全靠母亲张藻培育成人。张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才女,不仅能诗,而且学问渊博,著有《培远堂诗集》。毕沅在她的调教下,6岁能读《诗经》、《离骚》,10岁便通晓声韵,善作诗文。随后,张藻又亲自把毕沅送到苏州灵岩山,拜著名学者、诗人沈德潜和经学大师惠栋为师,以进一步拓宽视野。后来,毕沅中状元当官,离开京城到陕西任巡抚,张藻还以母亲特有的情怀,作54句270言《训子诗》,殷切期望儿子“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张藻病故后,乾隆皇帝特赐御书“经训克家”四字褒扬。毕沅为了铭记母亲和皇上的恩赐,特将室名称作“经训堂”,将自己的诗文集名为《经训堂集》。

2、礼贤下士

毕沅性情儒雅和易,爱才若渴,身边常名士云集。当时的著名诗人黄景仁由于不愿当官,又不知理财,生活贫寒。一天,毕沅读到他“一家俱在西风里,九月寒衣未剪裁”的诗句,马上派人送去银子50两。黄景仁病逝后,毕沅又出资抚养其老母,还为他整理出版诗集。祖籍歙县的著名文人汪中与毕沅没有见过面,有一次跑到毕沅的衙门,递给门卫一张小纸条,只说住在某某客店,转身便走。门卫将纸条呈送毕沅,只见纸条上写道:“天下有汪中,先生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先生,汪中无穷困之理。”毕沅看罢,哈哈大笑,立即派人送去白银500两。在任陕西巡抚的时候,毕沅有一次路过一座寺院,老僧出来热情招待,谈得十分投机,毕沅忽然开玩笑地问道:“一部《法华经》,不知有多少个阿弥陀佛?”老僧从容应道:“我一个破庙老和尚,非常惭愧生成钝根。大人是天上文曲星,非同一般,不知一部《四书》有多少个‘子曰’?”毕沅不禁一愣,非常佩服老和尚思维敏捷、谈吐风雅,于是捐银为寺里添置田产,还把寺院整修一新。

3、性向成谜

有说毕沅是同性恋者,与名伶李桂官交好,赵翼与袁枚均有诗歌描述李桂官与毕沅之间的情感:赵翼作《李郎曲》,而袁枚为李桂官的《劝毕公习字》一文作序时也写了长歌。

4、死后抄家

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省荆州、襄阳爆发了白莲教农民起义,规模浩大,得快蔓延到南方各省,前后历经九年,才被清朝廷镇压下去。为此清朝廷耗用军费二亿两白银,相当于四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嘉庆元年,清朝廷派兵对湖北的白莲教农民起义进行镇压,军队的军需钱粮委派湖北省安襄郧荆道道员胡齐仑负责管理。胡齐仑自负责管理军需钱粮以后,任意侵贪、克扣,致使领取军响的清军官兵多有怨言。于是两湖总督景府对胡齐仑经管的军费收支进行了审计清查。经过审讯得实:胡齐仑在嘉庆元年至二年间,掌管湖北省军需钱粮,在发放湖北襄阳军队的军饷时,每发一百两军饷,扣除户部在拨款时已少拨的四两“短平”银外,又报请当时的湖广总督毕沅批准再扣除四两,以备支付按规定不准报销的款项,此外胡齐仑还利用职权私自加扣二两。如此三扣两扣,每发一百两军饷,官兵们实得九十两。胡齐仑经手发放的襄阳军队的军饷一百四十余万两,他私自扣留二万九千两,馈送给各营将军、督抚们花用,其中仅送给一名叫永保的领兵大员就达六千两。

接到审案官关干胡齐仑一案的审讯结论报告,嘉庆帝为此特发上谕,严厉痛斥贪污军饷的行为,他说:自镇压白莲教以来,至今已有四年了,所耗用的款项达七千万两之多。白莲教起自湖北,而清军的行贿馈送之风也起自于湖北。前任两湖总督毕沅,公然将军需钱粮,任由胡齐仑一人经理,恣意侵扣,实为罪魁祸首,毕沅现已去世,倘若他还活着,我将立即把他处死,以正国法。即便如此,毕沅死后,家产还是遭到藉没,全部充公。也就是《清史稿·毕沅传》所写的那样:“(嘉庆)四年,追论沅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币项,夺世职,籍其家。”

相较《清史稿》,《清史列传》的内容的记载则更为详细。嘉庆四年九月,嘉庆帝发布上谕称:“迄今匪徒蔓延,皆由毕沅于教匪起事之初,办理不善,其罪甚重。昨又据倭什布查奏胡齐仑经手动用军需底帐,毕沅提用银两及馈送领兵各大员银数最多。毕沅既经贻误地方,复将军需帑项任意滥支,结交馈送,执法营私,莫此为甚。倘毕沅尚在,必当重治其罪。今虽已身故,岂可复令其子孙仍在官职?”故将其作官的儿子就地免职。至十月,“追产入官”。

关于这一点,梁启超曾以同情的口吻写道:“独军旅非所长,且驭下太宽,未免蒙蔽,卒坐是被累,身后遭籍没,论者惜之。”其实,毕沅远非一个洁身自好者。乾隆末年,当时他为湖广总督,福宁为湖北巡抚,陈淮为湖北布政使,这三人即官官相护,千方百计婪索民财。当地百姓形容他们三人说:“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 (昭连:《啸亭杂录》卷一O《湖北谣》)

还有一个记载可以对毕沅的人品做一个补充。钱泳《履园丛话》载,和珅当权时,“欲令天下督抚皆欲奔走其门以为快,而(毕沅)先生淡然置之”。但到和珅四十岁生日时,“自宰相而下皆有币帛贺之”,毕沅也坐不住了,赋诗十首,“并检书画铜瓷数物为公相寿”。钱泳问他:“公将此诗入《冰山录》中耶?”毕沅“默然,乃大悟,终其身不交和相”。钱泳所说的《冰山录》当是《天水冰山录》,明朝权相严嵩被革职,他的被查抄没收的全部财产,登在《天水冰山录》中,换言之,那是一份赃物的详细清单。钱泳的意思很明白,他已经预见了日后和珅的倒台,于是给毕氏一个忠告;毕氏接受了,遂保持了气节。

可惜,这只是钱氏的一家之言。清人陈康祺早就指出:“秋帆(毕沅)制府爱古怜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慑于权势,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毕秋帆死后被抄家,也和卷入和珅贪污案有莫大关系。在陈康祺看来,作为“毕氏客”的钱泳,对这件事不要提就算了,“惟欲以拒绝权门,归功于一言之谏沮,其然,岂其然乎?”欲盖弥彰,倒是弄巧成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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