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从焕现在已经被排成了电视剧，都是说的是袁从焕的功德，如果的骁勇善战，但历史上的袁从焕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为什么要杀毛文龙呢？袁从焕最后落得被崇祯处死：
袁崇焕字元素，明朝末年蓟辽督师。袁崇焕作为抗清名将，是一位争议较大的人物，被处死后明朝百姓争相抢食他的肉，而到了清乾隆时期，又受到了乾隆皇帝的赞赏。袁崇焕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
袁崇焕被处死的原因有以下六点：
一，毛文龙是明朝末期将领，历仕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官至左都督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曾开创了军事重镇东江镇，在与后金的战争中颇有战功，但为人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过多。后被袁崇焕矫诏所斩。死后，崇祯曾自己下谕，把袁崇焕杀毛文龙的举动全部解释为“圣意”（即皇上的意思），但不久之后（史载只有1个月时间），皇太极便大摇大摆地绕道漠北蒙古地区，自长城入侵京畿。作为辽东经略，袁崇焕是不称职的。
当时，有朝臣立即弹骇袁崇焕“擅杀边帅，纵敌长驱”。这罪名袁崇焕是不冤枉的。
要说到毛文龙，还先得说皮岛。皮岛是位于朝鲜湾中的一个小海岛。史载，毛文龙多次指使部下自岛而上，采用“游击战术”攻击后金，随后又退入海岛之上，由于后金八旗不善长于水战，因此，毛文龙把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头都搞大了。虽然《清史稿》多使用带贬义的句子来形容毛文龙的所作所为，什么“逃入海”、“败走”之类的，但实际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毛文龙以及以他为核心的“皮岛军事力量”确实对后金形成了制肘的效果。
从史料上看，毛文龙原是李成梁的部下，皮岛则是毛文龙一手经营和创建起来的一块“海上根据地”。的确，毛文龙在皮岛上开设了商品交易市场，把从后金地盘偷采到的山珍、明朝的贵重货物、朝鲜的土特产拿来交易，同时还设立了所谓的“关税”（主要针对朝鲜至中国的商船），但他这样做，也实在不至于罪当杀头。由于这位毛大帅“赚财有方”，史载，当时皮岛一度由一个荒凉小岛变成了商品集散地。我不否认毛文龙有“军阀”的某些特征，但当时辽东已乱，群臣皆不敢守之，如果皇帝授一个什么辽东的官职，朝中那帮大臣就像被杀了头一样难过。而在这种情况下，毛文龙能“独驻敌后”，确实不能说他无胆无识。而事实上，根据当时的史料记载，除了一些捕风捉影的传闻外，还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来证明毛文龙要反明投金了。至于什么“毛文龙通敌书信”之类的东西，一是考据不详，二是无法佐证。照此说来，那袁崇焕还和皇太极互致书信，甚至大谈“议和”，难道我们就能以此断定：袁崇焕必然是在通敌卖国吗？
这样的情况下，袁崇焕居然以“十二条罪”把毛文龙杀了，而且杀前不奏报。所以，当时的朝臣弹骇袁崇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也并不是说就等于“陷害”。
二，在战略上，袁崇焕不是立即联络朝鲜，夹击沈阳，迫使皇太极回师，而是率着关宁铁骑几乎放弃了宁远，“千里勤王”。到了京畿地区之后，袁军又不截杀八旗，而是把大部队开到河西去开了一个“军事会议”，讨论是不是需要“入京勤王”。如果你是皇帝，你怎么想？
以关宁铁骑（即根据“辽人守辽土”的军事原则组织起来的明军野战部队）的速度和野战能力，如果死扑八旗，不敢说有“百分之百的胜算”，但至少可以使敌受制。所谓忠臣良将，正是在这时体现啊。诚然，我们可以用“粮草不足，军需不济”来解释这时的关宁铁骑，但这又何尝不是袁崇焕“失察之罪”的一种延伸？
三，八旗在北京周边大肆抢掠、破坏，毁了不少王公大臣在郊区的产业，他们几乎是天天上折子弹骇袁崇焕。这情况让皇帝也很难堪啊。
四，袁崇焕在第一次平台召对时，明明说的是“五年复辽”，这其实相当于在崇祯面前立下了“军令状”。而崇祯走后，袁崇焕又对担心自己的人说：“或许可以吧。我这样说只不过是为了安慰安慰陛下。”敢对皇帝胡说八道，这种将军后果可想而知。
如果不说“五年复辽”，而说“八年复辽”，甚至“十年复辽”，又有何妨？当皇帝被骗时，他或许比听到“八年复辽”、“十年复辽”更觉得难以接受——后者顶多也就是个能力问题，而前者则是“欺君妄上”，是道德问题、政治问题。
事实上，正因为有袁崇焕“五年复辽”的承诺，所以，崇祯对他全力支持，在这几年里，崇祯对弹骇袁崇焕的折子几乎是“视而不见”，对辽饷更是毫不吝啬，有资料证明：在这几年里，国库银两大多充了辽饷。
五，袁崇焕私下和皇太极“议和”。当然，我们姑且把这个理解为袁崇焕的一种战略考虑，因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用用“议和”这样的计策也未尝不可，不能一概而论，全面否定。但是，正是在“议和”期间，皇太极兵进朝鲜，使得朝鲜王国这个明王朝世代相依的盟友和臣藩一夜之间兵溃君逃，最终不得不与后金签立城下之盟，结为所谓的“兄弟之邦”，几乎有掉过头来对付明王朝的意思了。而袁崇焕在此期间却只是在宁远城“修防设池”，强调“城防工势”的重要性，几乎没对后金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聪明的“议和”，换来的应该是自己在战略上的有利地位，这位袁督师倒好，他和后金的“议和”竟换来了皇太极在战略上的有利地位。显然，在这场“议和”中，袁督师处在了一个相对“笨拙”的位置，可以说，毫无军事大家和卓越指挥员的风采，既无制敌之奇策，也无攻伐之良谋。
我们知道，历史上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和军事将领，如白起，如田单，如司马懿，如高仙芝，如史万岁，往往能够“游刃于战场之上，制权于方寸之间”，而在“后金平定朝鲜”的战争中，我们似乎没有看到袁崇焕杰出的军事指挥才干，不仅是我们，或许也包括了当年那位崇祯皇帝。
我们现在的明清史家通常只能用“修筑城防，加强工势，修整士卒，准备粮草，争取时间”来解释袁崇焕当年在那场战争中所做的这一切。换个位置想，如果你是崇祯皇帝，忽然听到“袁军未动一卒，后金平定朝鲜”的消息，你又会作何感想？
六，抗旨开市卖粮给“蒙古”人。有学者根据《国榷》等史籍认为，当时袁崇焕卖粮给所谓的“蒙古”人，其实就包括了后金人。这些后金人是混在蒙古人中来买粮的。而事实上，当时，蒙古早就和后金达成了“战略同盟”，并结下了“儿女亲家”，孝庄太后就是不折不扣的蒙古人；而自皇太极征林丹汗之后，除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之外，他的儿子额哲也归顺了后金，甚至连林丹汗的老婆都嫁给了皇太极。
最关键的是崇祯根本没同意过袁崇焕“开市卖粮”，对于蒙古的所谓“缺粮”，当时崇祯还是比较宽仁的，他给袁崇焕的圣旨明确写道：“按人数救济”，并要求袁崇焕严格盘查，“务不使粮食流入东夷（后金）”，否则“以通夷论处”。但袁崇焕似乎对明令没有太在意，仍然是“我开我卖”。那些粮食不知道流向何方。
事实上，当时的后金国由于采取了血腥的种族政策，致使“壮丁锐减，人口外逃，田地荒芜，居无完室”——严重缺粮的正是后金。
试想，辽东士卒的大部分粮食都要从内地运去，袁崇焕竟然还有这么多的“余粮”拿出来卖。而且，三翻五次地公然抗旨不遵，崇祯不杀袁崇焕都对不起“皇帝”二字。
不错，袁崇焕在辽东战场上确实有他的贡献和过人之处，例如主张“凭坚城，用大炮”、提倡“辽人守辽土”，并发现了祖大寿一批忠勇的辽将，同时，在孙承宗的基础之上，袁崇焕加固了宁远防线，但我们不能把一个人描述成高大全的“完人”。作为当时辽东战场最高军事指挥官的袁崇焕，在晚期擅杀边帅、抗旨开市、不察敌情、坐失战机，均是致命的问题，甚至够称死罪。
作为崇祯来讲，他可以一次原谅袁崇焕（杀毛文龙未追究）、二次体谅袁崇焕（抗旨开市未深究），但还可能有三次、四次、五次吗？“五年复辽”未成，而虏兵已至北京城下，而且喊杀声震天动地！如果是你，放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你还会相信有三次、四次、五次……直至最终“成功复辽”吗？
结论是：袁崇焕罪已当死，但不该在那种情况下杀，应使其代罪立功，就算是要处死，也不用千刀万剐。
历史终成过去，留下丹青照人。我们希望崇祯与袁崇焕这样的“故事”不再重演，但人之所以称之为“人”，因为人毕竟不是神。
